



1.體育保送制度,和追求國際賽成績,是台灣體育運動長久以來的糖衣毒藥,讓台灣一直無法建立運動產業化的概念。
2.根據2021年體育署的運動現況調查報告,棒球僅占當今台灣運動人口調查比例的0.7%,足球約占0.3%,相差不多,但棒球卻被大眾視為台灣指標性運動。
3.足球已經成為目前國小階段最受歡迎的運動,成立許多足球俱樂部。在強調均等機會的俱樂部文化中,讓大眾得以享受運動的美好。
在1970年代以來的體保制度下,台灣的體育資源(包含教練、賽事籌備、體育行政)往往優先集中給體育班,並將人群區分成從小練習體育技術的「甲組」與脫離競技環境的「乙組」。
當體保制度逐漸成為專門培育運動員的封閉生產線,被排除出體育保送制度的人們,也同樣從國內比賽賽場消失,漸漸失去對國內比賽的關注。國際賽事成為運動選手成果發表的場域,業餘運動員從運動場內移到觀眾席,民眾參與各項運動競賽的管道也從運動場轉移到客廳,離賽場內越來越遠。
1970年代台灣老三台電視媒體開始轉播時,是以國族號召轉播體育賽事,並結合國外足球賽事影集呈現。進入1980年代後,結合軍方、媒體、體育的華視接掌足協,華視除了轉播國家隊比賽,更因為商業考量,開始轉播世界盃足球賽。
80年代世界盃在台灣的轉播,正好是運動商業化與國族主義結合的最佳例證。台灣轉播世界盃是以錄播的方式呈現,除了會內賽外,也曾轉播過國家隊參與資格賽的賽事;加上當時為了推廣體育,轉播歐洲的職業球賽、盃賽,形成職業聯賽、世界盃的完整賽期轉播。
透過電視轉播,台灣雖然因此培養出一批又一批新球迷,但這些觀看運動賽事的球迷,卻也因為當時電視上沒有轉播台灣足球賽事,而對台灣足球顯得陌生。從70年代開始,台灣被逐出亞洲足球聯盟,也暫時退出國際奧委會,可參與的國際賽僅剩世界盃。1978年台灣參與世界盃資格賽,是台灣觀眾第一次看見世界盃資格賽和世界盃會內賽。但隨著華視考慮到轉播台灣足球賽的利潤降低,進而將轉播運動賽事的重心放到新興的職棒,或NBA等海外賽事,壓縮到台灣足球的轉播。社會大眾觀看台灣足球的機會逐漸下降,甚至因為世界盃沒有台灣參與而認為台灣沒有人在踢足球。
隨著台灣經濟起飛,電視開始佔有客廳的一席之地,茶餘飯後收看運動賽事成為生活調劑。但因為無法觀賞國家隊比賽,大眾只能欣賞歐洲的職業球賽和世界盃賽事。2002年日韓世界盃第一次在台灣無時差轉播,讓大眾第一次深深感受到足球的魅力,締造出41.2%的收視率。2018年的世界盃,MOD更統計出觀看人數達5000萬人次的驚人數字。
台灣人對足球運動的認識,可說是由世界盃足球賽帶起。相較之下,台灣國家隊或國內足球賽事的轉播卻因為缺乏商業利益而乏人問津。這讓會定期收看足球賽,但卻鮮少看見台灣足球賽的觀眾,將台灣足球解讀為「足球沙漠」。《工商日報》即指出台灣對於足球的興趣,主要是受到世界盃的影響:
最近,全世界都在瘋世界盃足球賽,長期以來一直是足球沙漠的台灣民眾在媒體的推波助燃下,也跟著起舞。不過如果從球迷過去的收視情形來看,這股熱潮恐怕只是一時興起而已。
有些關注世界盃的觀眾,時常認為這樣的熱潮僅只是曇花一現,認為「世足賽一落幕,過不了幾個月,要是有人再在網路上貼足球文章,可能會被視為異類,那時,台灣又將回復足球沙漠的原貌。」
對於台灣是足球沙漠的想像,與台灣缺席世界盃有密切關聯,這種現象導致人們對台灣足球產生疏離感。「足球沙漠」的標籤因此被人們廣為接受,並出現在各項有關足球的報導、甚至學術研究中。
台灣足球參與人口和關注足球的媒體,除了將台灣足球缺乏關注的成因,歸因於早年的港腳政策*外,也樂於將「足球沙漠」的迷思化為爭取資源的理由,將它當作足球與社會連結的共同語言。於是,這種迷思反而成為足球社群和社會大眾最大的公約數。
*編按:遷台後的中華民國徵招香港足球選手組成國家隊,並在1954年、1958年兩屆亞運奪冠。
凡是在爭取政策補助和宣傳時,擺脫「足球沙漠」都是一個易於理解和操作的符號。但反過來說,這也形塑出一種只有小圈子不斷在努力的苦行者形象,難以引發外界人士共鳴。世界盃觀眾、台灣球迷、歐洲職業聯賽球迷、足球社群、休閒運動者、移工足球,這些群體一再被劃分和區隔,即便有這麼多人在踢足球,卻難以被聯繫起來。
最諷刺的是,從來沒有一個單位統計過,究竟全台灣有多少人參與足球運動,少數能量化的指標只有一年又一年國家代表隊在國際賽中差勁的成績轉化成的國際排名,以及參與各項盃賽、聯賽的競技球隊總數。直到2020年中華足協開始經營註冊系統後,才有更為客觀的數字統計。
從2021年體育署的運動現況調查報告可以發現,棒球僅占當今台灣運動人口調查比例的0.7%,足球約占0.3%,與柔道、跆拳道等技擊類的比例相當,且均大幅少於籃球的7.3%、網球的6.3%。雖然足球與棒球的差距並不大,但是,不會有人質疑棒球作為台灣指標性運動的地位。「足球沙漠」成為台灣社會的集體迷思。凡是在公共空間討論台灣足球時,都必須先接受這樣的命題,這形成台灣足球有別於其他運動獨有的現象。
這種影響,讓台灣足球發展的成果無法被有效累積,當國內足球成績偶有斬獲時會被解釋成曇花一現;當成績跌落低谷時則會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甚至被認為是「天命不可違」;當努力與熱情缺乏成果時,參與其中的人便容易選擇淡出。台灣足球的集體認同感因此難以被建構、集體記憶也難以形成,流於不同派系間各自表述、互相指責的惡性循環。
可以說體育保送制度,和追求國際賽成績,是台灣體育運動長久以來的糖衣毒藥。這一方面促進官方對運動資源的投入,卻又將運動侷限在少數運動選手,因此讓台灣一直無法建立運動產業化的概念。而到今天我們對運動商業化的想像力仍受到過往體育制度的限制。
然而在理想狀況下,運動不一定要和國家綁在一起,也不是只有運動選手才能參與競賽;任何人只要有興趣,都可以在適合自己水準的競技環境下,享受運動的樂趣。台灣曾有很長一段時間,過度強調國際賽的重要性,讓大眾忽視以休閒為樂的運動風氣,也可以享受競技的過程。人們對於參與運動的方式不僅止於收看媒體轉播的運動賽事,也可以在某個天氣晴朗的午後,與親友悠哉的享受片刻的運動時光。
今天,台灣足球已經成為國小階段最受歡迎的運動,各個足球俱樂部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公園、學校、空地上,只要留心觀察,四處都可以看到踢足球的孩子,不論球員或家長都開心的享受著運動帶來的歡樂。這不是為了國家、不是為了比賽的勝負,是運動帶來最純粹的快樂。
足球俱樂部在歐洲有源遠流長的歷史,和足球的起源密不可分。足球俱樂部的發展在台灣近代的體育制度上是一個迥異的存在,但新興的運動俱樂部開闢出運動的另一種可能,以及另一種詮釋的方式。
俱樂部文化對於台灣的社會大眾顯得陌生。並非菁英化的體育保送制度,也不同於美系的校園體育文化,而是在強調機會均等下,任何人都有機會參與運動俱樂部,從中學習運動知識與觀念,進而增進自己的運動技巧、預防受傷。在海外,甚至還有俱樂部專門的運動場地供會員使用,但台灣仍未普及這樣的產業規模。
以體育為宗旨的俱樂部,由於聚集了對運動有興趣的人群,也匯集教練、裁判等專業人才,因此具備舉辦競賽的人力基礎,不論是對俱樂部內的成員舉行交流賽,或是與其他鄰近的運動俱樂部合組區域性的友誼賽,都能降低籌辦賽事的門檻,使參與者更有機會獲得競賽的機會。
2018年,冰島打進世界盃後,台灣人訝異於隊員們除了足球員外五花八門的身分,對這個只有33萬人的小國驚嘆不已。而足球迷們更耳熟能詳瓦迪爾(Jamie Vardy)鯉躍龍門*的勵志故事,這是源自於歐洲歷史悠久、強調機會均等的運動俱樂部文化,以及逐級而上的聯賽制度,此刻的台灣正在引入這樣的俱樂部文化。
*編按:瓦迪爾,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的職業球員,生涯從業餘俱樂部發跡,2012年被英超的萊斯特城足球俱樂部簽下,簽約金打破業餘球員轉會的最高紀錄。
「足球沙漠」可能是假象或事實,但這樣的迷思並非是台灣足球發展現況的阻礙,也非台灣足球缺乏參與的「原因」。在實際情況中,台灣百年來一直有一群又一群的人在綠茵場上追逐著皮球,追逐著自我的實現、追逐著挑戰世界的機會,或許也可能只是享受追逐皮球的片刻歡愉。
對於現況,有更多具體的課題待我們突破,包含:競技風氣的普及、體育行政組織的改變、運動觀念的培養,當足球風氣普及的時候,「足球沙漠」的想像自然不攻自破。
《我們的足球夢:從日治到戰後,臺灣百年足球記憶》
作者: 林欣楷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2/10/26
作者簡介
林欣楷
1993年出生,新北市鶯歌人。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長年投入臺灣足球史研究,多篇運動報導散見於「故事」、「報導者」等網站。現在就讀於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
責任編輯:陳瑋鴻
核稿編輯:倪旻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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