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霸凌事件》問題不在「霸凌」，而是為什麼多數人選擇「安全的沈默」？

日前，台中市嘉陽高中發生霸凌事件，兩段學生在教室內被同學毆打的影片上傳到網路上後，引起軒然大波。在媒體披露之後，校方迅速介入以校規處理，但許多網友感到疑惑的是：為什麼動手的只有3個人，旁邊圍觀的幾十個人都沒有人制止？（影片1）（影片2 ）

1.為什麼沒有人制止？

這個問題，其實正是理解「霸凌」為何在校園中、職場中—在人類社會中—難以根除的關鍵。事實上，造成霸凌的條件，並不只是直觀的「實力對比」，比如多數欺負少數、體能強的欺負體能弱的，這麼簡單的判斷而已。回到這兩段影片，我們會發現真的要算「實力」，真正數量最龐大的其實是旁觀者，照理說只要大家都願意制止，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但這樣的數字計算，就會忽略掉人們在一個「團體」中，並不是整齊劃一的整體，而是一個個有自我意志、利益與生存方式的行動者。

事實上，「大家都願意」正是團體文化會如何發展的關鍵。所以當你看到一個和樂融融的班級，那是因為「大家都願意」和樂融融；反之，你看到一個有嚴重霸凌行為的班級，正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大家」能制止這種行為。

第一段影片是一個典型的校園霸凌案例，完全符合一般人對「霸凌」的第一印象。首先你會看到，霸凌者是3人圍毆1人，所以這不是一個勢均力敵的組織對抗（像是幫派或小團體之間的爭鬥）。所以真正的「強弱」態勢，不是發生在體能上，而是一邊有組織、一邊沒有—受害者的朋友可能很少，或者沒有意識或能力集結起來。

其次是旁觀者。這就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他們有可能制止嗎？我們可以先注意影片25秒左右，畫面上方、教室門邊的地方，有一名旁觀者模仿了剛剛霸凌者用椅子砸人的動作，嘲笑霸凌者臨時軟手。這裏的嘲笑對霸凌者來說並不是敵意的表示，而是代表「我們站在同一陣線」，是一種「哥兒們」的表態，因為他表露出來的是「你怎麼沒有更用力砸」的意思。

所以在這個3人小組的核心之外，還有數量不定的「追隨者」，他們可能不會主動發動霸凌，但是事件發生時他們會成為幫手。這種角色，可能是認同霸凌者的價值觀，也可能是為了自保而選擇翼附。無論是哪一種，對他而言，制止都是不可能的選項。

而其餘的旁觀者，面對的處境是很尷尬的。在那個當下，他們不見得認同霸凌者的做法，但是由於霸凌者已經成為一個小團體，除非你也是另外一個團體的一份子，並且你所屬的團體有共同的意志和實力去對抗它，否則任何制止行為都是「一對多」的行為。

許多人常常會忽略一件事，那就是團體的形成需要時間來溝通，凝聚默契、共識，所以「為什麼旁觀者不團結起來？」，就是忽略了這個團體形成的過程。散沙不可能一秒凝結成頑石，任何一名行動者都沒有餘裕一一跟身邊的人確認：「我等一下靠北他，你會挺我嗎？」既然不確定是否存在盟友，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暫時沈默。

因此，不管校園反霸凌教育如何宣導不應袖手旁觀，這種3個人震攝全場的情形還是常常發生。畢竟當你身在當下，你考慮的可能不只是此一事件要怎麼解決，還得考慮接下來兩三年的生活，包括校園內的生活和放學後的生活。如果沒有把握「壓倒」對方，或者擁有恆常鬥爭的意志與實力，單憑學生自發的團體動力很難在霸凌小組形成之後解決它。

但我比較在意的，卻是拍攝這段影片的人。這件事之所以引起關注，是因為影片被傳上網了。這可能是一種「制止」的手段：沒有辦法當下對抗，所以迂迴爆料引入媒體壓力。但是從鏡頭移動的位置來看，拍攝者應該是在霸凌者知情容許的狀況下拍攝的，這代表拍攝的人可能也是「追隨者」之一，只是出於無知的炫耀心態，才意外讓影片曝光。

不管真實情況是哪一種，這都顯示了台灣校園中反霸凌體系的漏洞：前者出於當下的無能為力，而且接下來拍攝者可能會面臨報復行為；後者則暗示了還有更多可能「比較聰明」的霸凌事件沒有揭露，只要當事人沒有蠢到上傳的話。

2.從教育的角度，我們該怎麼處理這樣的霸凌事件？

首先我們要先有個認知，那就是這樣的事情幾乎沒有根治的可能，因為它是部分社會問題的投射。有些問題甚至茲事體大，不是一個學校、甚至縣市教育局可以處理的。許多「班級經營」的研究都顯示，如果一個班級的學習邏輯是「競爭」的（比如透過考試、排名來激勵學生表現，每個學生以提升自己的表現為目標），這樣的班級會比以「合作」（互相教導、學生以提升彼此學習成就為目標）為邏輯的班級更容易發生霸凌事件。因為「競爭」邏輯強調的是「你要比別人強」，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在學業競爭中獲勝；因此落敗者就必須尋找別的領域來壓過別人，部分成員就會流動成為依賴肉體暴力的霸凌者。

所以，「霸凌」基本上是一種會跟隨著「升學主義」一同出現的副產品。這也是為什麼現代教育體系，越來越不傾向排名或強調單向度的學習成就的原因，即連台灣的教育體系，也漸漸從過去排名的模式變成A+、B-的等第制。而依照目前台灣的升學體系，國中升高中以後，更是依照學業成績進行完全的隔離和分流，使得整個台灣變成一個大型的能力分校之島，有類似傾向的學生更有機會聚集、形成團體。（但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並不是說成績好的學校就不會有霸凌行為，只是前段的學校學生，通常有較好的家庭背景和社經資源，可以使用的霸凌手段比較「細緻」，不見得會採取直接的肢體暴力。）

但顯然，絕大多數層級的教育單位都沒有辦法消滅升學主義，即便是教育部都不見得有能力做到。純粹在教育體系的能力範圍內著手，只能盡可能減低發生的機率和傷害範圍。

在這樣的事件發生之後，通常要動用的就是「懲處」與「輔導」兩個手段，但如果我們回頭檢視學校所持有的資源，會發現幾乎全台灣所有學校都缺乏有效處理這類事件的能力。

在「懲處」上，學校幾乎沒有足夠嚇阻力的手段可以使用，在歐美教育體系常見的「請家長帶回」的做法，也沒有相應的社會條件配合。而詭異的是，台灣的校園允許軍人長期駐在校園，在類似事件中卻非常排斥警方的介入，即便某些霸凌已達犯罪的層級，這更無異是自找麻煩，不切實際地期盼學校擔負教育單位不可能負載的功能。

而相對於上述對學校應能「春風化雨」的幻想，各個學校的「輔導」人力卻又嚴重不足。在這樣的事件中，無論是霸凌者、被霸凌者、旁觀者都需要長期的輔導追蹤，以嘉陽高中的事件為例，至少就有四、五個個案要處理，並且必須進行以班級為單位的全校性宣導。但是一所學校的輔導室能有幾位具有輔導專業的教師？依照現行輔導室的編制規模，即便是這樣的單一事件都不可能完整處理了，更別說還有其他的日常業務。

在現行制度下，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從根源著手，減低這類事件發生的機率。

其實霸凌事件能夠發生，問題的關鍵是在班級內各個小團體和成員的互動狀況。因此，教師必須更注意「班級經營」的細節，從帶班開始就有目標地形塑較佳的團體文化：比如更多元的成就系統，讓每個班級成員都感受到自我價值，來取代單一的學業成就目標；比如鼓勵或倡導合作學習的氣氛；對特定的行為和倫理原則設下不可退讓的界限；注意班級內小團體的動態和互動情形，避免排擠和孤立的情況發生；處理學生糾紛時，堅守「保護秘密證人」原則；盡量避免以上對下的權威關係面對學生，透過平等相待，示範給學生「對他人施展權力」以外，更佳的人際相處方式；全面性的根除體罰，以免學生習得「以暴力解決問題是正當有效的」之觀念。

要解決霸凌問題，就要先承認它確實就不是簡單的事，而且我們只能盡力去做，終有力有未逮之處。我們在面對的是人性中醜惡的劣根性，以及社會結構產製出來的惡劣副產品。嘉陽高中的事件引起網友群情激憤，但就算這個事件透過媒體壓力解決了，也只是另外一個「用更強的力量壓制你」的辦法，強凌弱的基本文化仍然沒有辦法改變，類似的事件就只會不斷發生。教育最大的功能，本來就不是在事後的補救上，而是在事情發生之前，就將我們不希望看到的東西消弭於無形。那才是教育作為一種專業，真正困難和激勵人心的地方。

專欄簡介＿戰神系作家時事導讀

朱宥勳，1988年生，清大台灣文學所碩士。現專職寫作。

從小就是乖學生，並且以教師辦公室為遊樂場。待過私立學校也待過明星學校，擔任教育工作者時，站過學生成績PR值99到PR值沒有底限的各種學校講台。從一個好學生，變成一個越來越不信任台灣教育體系的教育工作者。

我們總是說教育能夠使階級流動，但實際上是鞏固階級。能夠站上講台、搖筆為文的我們，都是穿過這張殘酷篩網的倖存者。

台灣的教育體制，本身就是參與一套血淚斑斑的共犯結構。我們傷害過的、排除掉的、無能為力的每一個學生，都是蹉跎他人好幾年生命、甚至一輩子的一支大過。教育提供的希望和機會是必要的，但卻只分給那麼一點點人。能不能再把網格撐大一些？

改革總是來得太慢，寫在這個專欄裡的諍言，是我做為一名教育工作者，一筆一畫寫落的銷過日記。提醒自己永遠記得那些來不及挽救的、正在發生的、將要毀壞的⋯⋯然後試著多守住一些尚未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