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個愛「飆罵」、常「震怒」的主管嗎？這不叫真性情，而是你「不用腦」

某主持人激怒大飆罵的事件，引起正反兩極的討論。有些人認為藝人本來就是那種誇張的樣子，甚至不誇張就不足以成為藝人；而且這種特質也很可能是他實際的性情，雖然有點脫離常理，但既然是「真性情」，那不妨就多些包容，給點機會，大事化小。

另一邊的人則是認為再誇張，也要合於人情義理的限度，就算本性如此，即便是在一切都誇張化的演藝圈，也應該有所節制。至少台上和台下，錄影前中後，在對人處事上都應該做出區別，這才符合專業倫理與職業倫理的要求。

哪邊說得對呢？在本個案中，真正的道德對錯是決定在不當言詞與違反職業倫理，而不是在於當事人的憤怒本身，但我們不妨借用這個事件，來思考憤怒這個惡行。

許多人常發怒，也會說這是他們的本性，其他人應該理解、包容。但「真性情」在倫理學上毫無價值，那只不過是一種美學評價。

「常發怒」這個特質被許多倫理學流派認為是「惡」。雖然某些德行論者認為，如果社會不公義，一天到晚針對這不義而怒，也沒啥不好，不過，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通常面對的都不是道德義憤，而是較負面的「神經病式大爆炸」。

要判斷憤怒行動的道德價值，需要觀察的要素還蠻多的。因為憤怒者是將自己的情緒往外拋，是以要判斷「憤怒」行動的道德價值，並不只是看當事人本身的條件，更要看「承受者」個人的條件。

有時我們可以找到明確的承受者，就相對容易判斷整個飆怒行動的道德價值。如果憤怒所指的對象並沒有相關的責任，完全只是剛好經過，卻被爆炸波掃到，那就完全是生氣者的錯了。

沒有路人需要包容他人的「真性情」，除非他是精神病人，我們需要轉以醫療的方式來處理其問題，否則只要是可以理性溝通的正常人，其他人並沒有「隨機」包容其憤怒的責任。

若我們判斷被憤怒指向的人有某種責任，那還要進一步瞭解他的個人特質又是否能承擔這憤怒。就算他有過錯，但如果他承受不起某種等級憤怒情緒，那麼發飆的人如果太超過，也很容易超過合理責怪的程度。

有些人就是能力不足，很容易出包，長官不免會痛罵他，但大家也都知道，越罵只會讓狀況變得更糟糕：他可能更緊張、更氣餒、更廢、更退縮，又或是直接當機一段時間。

而那些把憤怒指向不特定對象的人呢？那就幾乎無一例外是道德錯誤。若是把自己的憤怒全傾洩在大眾身上，那就有點反社會人格的味道，更值得特別注意。

面對頻發型的憤怒者，不論對方是有病或有錯，倫理學家通常是建議先閃再說，避避風頭；如果沒有肢體暴力部分，也可以先裝死給他罵，順便注意他講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你不只要聽他講的理由，更該思考其生氣的真正原因。要找到其憤怒的真正趨動力，才能判斷應該如何解開這個結，不然做什麼都只是虛功。

我服兵役時，同期義務役預官中的大學應屆畢業生，在受訓期經常與其他志願役班隊起爭執，連看個「莒光日」（國軍洗腦節目），都曾出現讓中隊長嚇到離場的叫罵衝突。

我們這些年紀大一點的博士預官，往往會出面當「緩衝墊」。這不是因為我們脾氣好（我還曾因為在集合場大聲罵兵，嚇得其他單位的笨兵把小圓鍬誤交給我），而是因為如果連我們都亂噴，那就真的會爆發世界大戰了。

那他們到底是在吵啥呢？吵的「理由」都是「你們偷吃我們的水餃」這種雞毛小事，但其真正的「原因」，往往是小屁孩們「戰學經歷」的延伸。某些年輕預官覺得志願役就是不讀書才會「淪落至此」，而部分志願役則認為頂尖大學生就是一輩子過爽日子，不知民間疾苦。對於雙方真實背景的無知與幻想，加上軍隊的高壓環境，大家心中一有垃圾，就把憤怒往對方那邊拋。

而我們這些年長預官們解決問題的方法，是讓這兩個群體有更多個人私下接觸的機會。透過合作處理小組業務，像是修理營舍水電，就能讓他們打破「預官隊」、「專軍隊」、「士官隊」的集體思考，轉以個人視角認識對方。他們會發現「對面的那些人」，其實與身邊的自己人沒有太大差異。

若大腦正常，一旦發現對方「一樣都是人」，就不會那麼容易將其當成發洩情緒的對象。不適切的憤怒，往往是因為蔑視對方，不把人當人看，才會輕易「爆炸」。

整體來講，憤怒是需要解決的，不只是解決自己的，你有空的話，也該協助解決他人的憤怒。講什麼真性情，都只是企圖卸責的空詞；要讓自己進步，大家進步，社會進步，把真性情轉變成真用腦，會更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