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發表新書《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這本書依據李登輝擔任副總統期間，與蔣經國會面一百五十六次的筆記「重要紀事」手稿為主，李氏口述歷史為輔。雖然這只是李氏的個人筆記與記憶口述，然既由國史館編纂出版，就不同於一般出版之個人回憶錄，影響至深。
在新書發表會之前，國史館提供媒體部分內容，重點在蔣經國指定李登輝處理「美麗島事件」政治犯林義雄、高俊明的釋放，並要李登輝負起黨外人士溝通的責任。這一點，很明顯是蔣經國給了李登輝一個「市恩」（放人情）的機會，由此亦可見蔣經國當年已有「身後由李登輝接班」的念頭。
然而，我注意到，國史館事先提供的部分內容當中，一段對蔣經國「本土化」理念的詮釋：在他（蔣經國）生命的最後一段期間，他在很多地方展現出要在台灣生存，到中國大陸去是沒有助益的，因此要真正施行本土化和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