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3億人口為什麼組不出一支世界頂尖足球隊？德國足球專家這樣看

除了軍事和經濟之外，習近平還有另外一個野心：讓中國成為足球強國。但該目標遲遲未能達成，任職中國足球協會的德國教練和中國專家分析，妨礙中國足球發展的社會文化因素。

「我稱之為機器人足球。」伊薩克（Lars Isecke）如此描述他在中國青少年足球訓練中常見的情況。教練們經常要求2名球員面對面反覆演練，在不改變位置的情況下將球傳給對方。

伊薩克是名德國足球教練，在德國足球協會的青年部門和教練員發展部門工作多年。近年來，他擔任中國足協教練員培訓負責人。他說，「我不會感到驚訝，中國國家隊中有些球員只能單方面傳球，不了解隊友跑位，對空間、時間和傳球位置沒有概念。」

然而，中國抱有的宏圖大志，不僅展現在地緣政治和經濟發展上，足球運動也不甘為人後。2015年，中國開始實施一項全國性足球計劃，在習近平本人的推動下，中國的足球雄心甚至被制定為國家級目標。這個目標非常勵志：2030年，中國男足要成為亞洲一流隊伍；到2050年，躋身世界強隊。

就目前情況而言，中國要實現這個目標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中國男足在國際足球總會的世界排名中位列第79位，且僅有2002年入圍過世界盃。本屆世足賽，他們又沒有獲得卡達世界盃的參賽資格。

學校功課太重，踢球哪有時間？

伊薩克經常聽到這樣的理論：一個擁有超過13億人口的國家，怎麼樣也能找出11名天才球員，組一支優秀的球隊。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中國不缺錢也不缺基礎設施，卻沒有幾百萬活躍的足球運動員，活躍的足球運動員僅有區區幾千人。伊薩克從文化和社會尋找原因。

「學校體制不允許學生接受具創造性的體育教育，光是上課就會佔用一整天時間。」伊薩克說，「加上繁重的家庭作業，年輕人哪有時間踢足球！」根據這位德國教練表示，中國學生很難在下午或週末時間抽空踢球。

獨生子女與菁英主義教育

在柏林任教的德國漢學家、文學和語言學專家呂恆君（Hangkun Strian）同意伊薩克的看法。 「由於中國盛行菁英主義的教育體系，兒童的日常生活壓力很大。」她告訴德國之聲，「在競爭中唯一能獲得機會的方式，是在學校取得好成績，並考上頂尖大學。」 因此，父母更願意為孩子的學習投入大量的時間和金錢，例如上課後輔導課，而非踢足球這類的興趣愛好。

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在2015年才開始鬆動。呂恆君認為這也有一些影響。「父母和祖父母往往對孩子過度保護。」她說，「根據中國古代傳統，從事體育運動被認為是艱苦的體力勞動。尤其足球運動的受傷風險很高。許多家長對孩子特別謹慎，受歡迎的運動往往是安寧且和諧的類型，例如乒乓球或羽毛球。」

團隊合作與害怕犯錯

伊薩克指出一胎化政策在足球場上的另一個影響。他說：「中國人在團隊運動中難以成功，因為他們沒有學會團隊合作。」在中國家庭中，1個孩子往往受到父母和4個祖父母的共同關注，容易被長輩鼓勵採取自私自利的行為。

還有另一種文化現象，也常常妨礙人們在足球場上自由發揮。

「在亞洲，人們非常害怕失去信譽和尊重。」伊薩克說，「如果我犯了錯，我就會失去公眾的尊重。所以與其做錯事，還不如什麼都不做。」他認為，這種心態在球場上產生奇怪的後果。「球員們根本不想要碰到球，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年輕人還是成年人。只要球隊裡有外國人，他們就把球傳給外國人，並且期望球不會回傳。」

中國球員少有機會到國外踢球

根據德國轉會市場網站（Transfer markt）的數據，在國外踢球的中國職業足球運動員數量很少。其中，17人在西班牙效力，但沒有一個人進入最高級別的甲級聯賽；12人在葡萄牙踢球，其中4人效力於東方龍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成立於2014年，專門請葡萄牙教練培訓中國球員。

共有10名中國球員在德國踢球，但沒有人進入前三級職業聯賽。其中2名球員，王博文和李先成，在第四級聯賽的雲達不萊梅二隊效力，但都不是固定先發球員。

外籍教練未能發揮影響力

與此相反的是，中國足協和中超聯賽的俱樂部都喜歡聘請外籍教練，期待他們用專業知識幫助中國足球發展。儘管足協和俱樂部都捨得花錢，但是外籍教練的影響力沒有充分發揮。他們很少參與由中國足協、國家體育總局和教育部制定的足球計劃。

不過，伊薩克對中國足球正在發生的變化抱持樂觀態度。中國足協開始徵召一批前國家隊球員，在2023年進行集訓。包含前德甲職業球員邵佳一，及曾在英格蘭和蘇格蘭踢球的前中國國家隊隊長鄭智。長遠來看，這2名球員可以幫助提升中國足球的國際競爭力。但是，要滿足習主席的足球野心，萬里長征才剛走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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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德國之聲中文網》授權轉載，原文：哪些因素擾了中國的足球夢？

責任編輯：陳瑋鴻
核稿編輯：倪旻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