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慣老闆，只會說「每家公司都有人過勞」...台灣人不擺脫「奴性」思維，勞基法怎麼修都沒用

自從我媽媽二度就業到全聯上班後，她就常把「我們全聯」掛在嘴上，前幾天聊天時，我忍不住問她：「你們全聯最近有過勞死的新聞。」她回我：「每一間公司都有可能有過勞死好不好？」我還來不及震驚，我爸在旁邊又加了一句：「以前不管老闆叫我們做什麼，我們都很積極地去做，哪像你們現在還要求東要求西的，不爽不要做。」

勞基法修法以來，無論是認為放寬彈性後勞工可以更「自由地」加班，或是認為放寬彈性後老闆可以更「自由地」讓勞工加班，這些討論很像知識份子與意見領袖之間的戰爭，真正受影響的，像我父母這樣的廣大勞工群體，卻連圍觀都興致缺缺。

難怪立委邱議瑩諷刺在立法院外抗爭的勞工團體：「真正的勞工都在上班。」無論是在議場外的監督，甚至12月23日應當大大動員起來的遊行，願意出來表態支持的真正的專職的勞動者，比想像中的還要少很多、很多。

除了雇主與社運團體外，還有誰在乎勞基法？

我有一個朋友，她是時薪人員，在餐廳暫時打工度日，勞基法修法對她的影響不大，因為她工作的每一分鐘都有被算到薪水，可是她發現，休息時間的計算，對正職員工有影響，因為餐廳裡聘請了大量的時薪制人員，可是有些工作只有正職員工才能操作。如果在正職員工的休息時間裡，有客人來，正職員工甚至沒有完整的30分鐘好好地吃一頓飯。

某天，公司例行的晨會突然有律師出席，老闆宣布：「我們現在要召開勞資會議。」在會議裡，她是唯一發言的員工，而且，她是為了幫正職員工確認休息時間與輪班間隔才發聲，那時，老闆與律師們互相交換眼色，發現怎麼無腦的奴隸堆裡有個有腦的頭了？而其他正職員工，卻完全沒有任何表示，更別說感謝她在會議中幫她們說話了，搞不好還怪她多管閒事，好像勞基法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老闆要怎麼改就怎麼改。

我朋友疑惑地說：「其實我只是時薪人員，如果對工作環境不滿意，大不了不做就好，但是那些未來還要在這裡待一段時間的正職員工，這些規定，是真正對他們有影響的，他們卻不在意。」

或許正因為我朋友「大不了不要做」，她才能夠有底氣去質疑老闆的決定吧！就好像我父母會說：「每間公司都有過勞死」或是「你們已經很好了」。台灣勞工真的沒有「權利意識」，把時間出賣給老闆，老闆對員工提出的各種要求都不過分，反正，如果你不願意接受，「不爽不要做」。

對台灣勞工來說，跟老闆的談判不是全有就是全無，要不就「通盤接受」，要不就「不爽不要做」，中間沒有灰色地帶，沒有談判空間的。

勞基法，其實是一個調整勞動條件的法律，它規定最低限度的標準，讓每一份工作不至於無上限的勞動。可是，台灣勞工想的從來不是修理、調整或談判，而是忍耐或整份丟掉。

所以，那些本質剝削的職缺就繼續充斥在市面上，有能力的人可以很霸氣地說：「我不爽不做」，而那些沒能力，或者沒有條件離開的人，只能忍耐。因為他們如果膽敢抱怨，其他人只會送來一句「不爽不要做」，或是「你們已經很好了，我們以前有多慘」，好像沒有能力或條件在勞動力市場談判的勞工，就是遇到活該，爛工作是對他們的懲罰。

在這種狀況下，無論勞基法修得再好或再爛，大家都覺得跟自己沒關係，一方面不知道哪來的自信覺得自己不會遇到適用最低標準的公司，另一方面，與其花時間去整飭勞基法，不如趕緊換一個好老闆。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如果我們只是選擇放棄，而沒有想辦法將這些勞動條件有問題的工作，拿出來跟僱主談判，老闆就會發現，即使條件再差，他都能請得到「沒有其他選擇」的人，剝削勞工的勞動條件就不需要調整，而願意付出更好的勞動條件的好老闆，就必須負擔更高的成本，使獲利降低，也降低好老闆的市場競爭能力。

最極端的狀況，不是好老闆被慣老闆們鬥倒，就是好老闆在競爭壓力下，也不得不壓低工作條件，最後，就是把市面上的工作都搞爛。

有人說，勞基法修法中，把輪班間隔從11小時改為8小時，是把人當做機器。我說，如果你從來沒有想過跟老闆談判，那是把自己當奴隸。老闆把勞工當奴隸，是可惡，勞工自把自己當奴隸，是可憐。或許，在勞工脫離這種把上班時的自己當奴隸的心思以前，談任何的勞動權利意識，都還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