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胡適臨危受命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對爭取美國幫助中國抗日,居功厥偉;可是到了1942年8月,突遭撤換,由極其平庸的魏道明繼任,中外均表惋惜。胡適自是心中不快,並為此與國舅宋子文失和,宋曾表示胡去職與他無關。外間認為胡丟官和蔣夫人宋美齡大有關係,故胡在其日記中對宋美齡殊乏好評,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胡適去職後,滯留美國不歸,同年(1942)12月前外交部長郭泰祺託人帶了一封信給胡,除對胡「持節四年,譽滿寰瀛,功在國家」深為欽仰外,也表示惋惜,說惋惜之餘,頗有「吾道不孤」之感,並加註英文說:"I feel now I am in good company."。郭泰祺之所以有「吾道不孤」之感,是因為他在頭一年(1941)只當了幾個月的外交部長,就被拉了下來,和胡適失去駐美大使的寶座命運相同。所謂in good company,有追隨於後、彼此作伴的意思,也有附於驥尾之意。因為胡適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如你能in Hu Shih's company,自是身價不同,儘管丟官的命運相同。
筆者去年也有in good company的經驗,有一曹姓流亡在美的大陸民運人士在香港《開放》雜誌為文,把《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f)和著名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均打成「左派」,我也被此人說成是「觀點極左」的人,故我致函《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說是"I am in good company.",此即郭泰祺先生的「吾道不孤」。試想我何許人也,能與紀思道、史景遷在曹某筆下並列為「左派」,自是in good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