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命」工作，只為換得長官心中的高評價...過勞死頻傳，日本職場「滅私奉公」的加班病

「滅私奉公」的武士道遺毒，令日本人停止不了「賣命」工作

倒臥在自家床上，死後4天已經冰冷的手裡，她還緊握著與公司聯絡用的手機。日本的公共電視臺日本放送協會(NHK)的年輕女記者，2013年7月因為心臟衰竭死亡。次年被認定為過勞職災。NHK並沒有公開這項事實，直到2017年10月，才在家屬的要求下召開記者會公布。

死亡的是在NHK工作第9年的女記者佐戶未和(當時31歲)。她畢業於一橋大學這所知名的一流國立大學，之後進入NHK擔任記者。她的死對日本社會造成不小的震撼，是因為她工作繁忙時的加班時間竟然一個月超過150小時。

佐戶未和的事件並非單一案例，2015年12月，在大型廣告公司電通(Dentsu)上班的、東京大學畢業的才女高橋茉莉(當時24歲)，因為承受不住公司龐大的工作業務壓力而選擇了自殺。帶給國際社會很大衝擊的日本人過勞問題，究竟是多麼嚴重？而且，到底日本人是為了什麼，要如此賣命地工作呢？

新聞記者的工作繁重，這應該是世界共通的吧？因為，新聞本身並不會配合記者的時間來發生，誰都不知道在何時、在哪裡，會發生新聞事件。一旦發生新聞了，就必須放下手邊所有的工作，立即衝到現場採訪或者開始寫稿，這就是新聞記者的工作，不允許任何藉口。這就像發生殺人案就必須著手調查的刑警，或是發生火災就立即趕赴火場滅火的消防隊隊員，道理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日本記者的情況較為特殊，因為記者本身的工作也被涵蓋在「日式企業文化」、「日本社會的美德」等框架裡，於是就形成了工作時間過長的職業。除非親身在日本媒體界工作過，否則絕對無法理解那種痛苦。我在2016年辭去了新聞記者的工作，一個總共待了24年的地方。我非常熱愛這份工作，若有來生，我還是想要當新聞記者，可是如果真的有來生，我絕對不要待在「日本」的媒體界。

首先，我說明一下日本記者的一般工作狀況，或許讀者就可以理解原因所在。

日本記者的特殊性，是擁有一套從地方到中央的統一人才培育體系。大學畢業後被錄用的記者，平均年齡都在22、23歲。日本的記者很多是精英分子，幾乎都是一流大學的畢業生，但是這些年輕有能力的菜鳥一開始會被分派到各個地方，工作3、5年左右。不管在日本或世界其他地方，處於這個階段的記者幾乎都是採訪一些無關緊要的新聞。在地方的訓練過程當中，大約有一半的菜鳥會選擇放棄，其中很多都是承受不了對記者工作的抱負與現實有太大的落差。

這個時期，只要沒有出現什麼重大事件的話，其實工作不會很繁忙。一天的工作時間頂多是12小時左右，若是換算加班時間，一天4小時，一個月工作20幾天，即使再加上一些假日出勤，加班時間也不會超過100小時。

能夠熬過這些派駐地方的記者工作之後，大家大概也快30歲了。接著就是被分派到東京總公司或是大阪總公司的社會線。

NHK的佐戶小姐成為記者之前已經在鹿兒島待了5年，她應該是能力很好，所以「通過」了在地方跑新聞的派駐階段，被調到東京首都圈採訪中心，此處就以「社會線」稱之。

記者在這裡採訪的接觸窗口很多都是警察，大都市比較容易發生重大犯罪事件，所以負責採訪警察的記者會很忙。在這裡，記者首次體驗到何謂真正的「突擊採訪」。這大概是日本媒體的最大特徵，也可以視為是發生過勞死的潛在原因。

「突擊採訪」是怎麼一回事呢？就是不分早晚地取材或訪問。但是，記者需要事先調查好採訪對象什麼時候會在家，直接登門造訪。警察大人的住址對外不公開，但是媒體都握有「通訊錄」，這是公司內部代代傳承下來的，負責的記者要時常更新這本「通訊錄」。

警察大人大概是上午8點上班，5點或6點下班，之後通常會到外面應酬小酌。我們記者可能一早就先在警察大人的家門口守株待兔，一看到人出現，就在玄關或是前往車站的途中，上前鍥而不捨地追問：「那個案件的進展如何？」「什麼時候會抓人呢？」等，試圖取得最新的消息。晚上也是一樣，我們也守候在警察大人的家門口等待時機，因為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回來，幸運的話8、9點左右就看得到人。可是如果他們跑去喝酒，也只能等到10點、11點才有辦法說上一兩句話。足足3、4個小時之間，一邊看著夜空一邊等待，結果一逮到人衝上前採訪時，卻因為對方喝得太醉而問不出個所以然，那時真的很想哭。

面對這樣的「突擊採訪」時，警察大人又是如何應對的呢？依據情況會有所不同。若是健談的警察大人，也有人會分享很多情報，當然案件越到後面收網的階段，口風也會越來越緊，為了讓他們能夠多少透漏一些，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非常重要。從平常開始，就要記住他們老婆的生日並且送禮物，或者是準備其兒子的入學禮物；喝酒時的酒錢或交際費，當然也都是從記者這邊支付的。

雖然，日本媒體記者的薪水相當豐厚，可是很多公司都不會額外支付這些送禮或吃飯費用，因此記者的薪水裡有一大部分都是用在應付這些開銷上面。

即使如此，記者也都甘願犧牲睡眠和金錢，努力取得其他媒體沒有的獨家消息。

像這樣子，跑社會線的生活過了2、3年之後，前面就會出現兩條岔路了：一條是在這段期間沒有闖出一番名號而被淘汰的人。他們可能回到地方記者的崗位上，或是雖在總公司但被分配到非編輯部門，也就是失去了作為新聞記者大展身手的機會；另一條就是被分配到政治線、經濟線或是國際線，持續過著被迫投入更長工時的生活。

實際上爬升到這個階段時，每個月的超時工作時間已經超過100小時。跑政治線的時候是我最痛苦的時期，負責採訪政治人物的工作型態真的是相當折磨人。因為，政治人物都是早出晚歸，連假日也在忙著選區裡大大小小的事務。

這個時期，每天早上都會有黑色的特約計程車到家門口等候，這是公司派遣的採訪用專車。5點起床，6點坐上車，直驅政府閣員位於東京都內的住家。在那裡完成採訪後，一整天就穿梭在國會審查或是議員的辦公室，然後寫新聞。晚上大概是從8點左右開始，又必須在政府閣員的住家門口等候。採訪結束後，記者又得回到總公司。在那裡，所有記者一起討論從各方面收集得來的採訪結果，決定隔天要進行什麼樣的採訪內容，要如何寫新聞稿等。或者，晚上的採訪若是有掌握到什麼重大消息，就必須動筆寫稿。日本報社的截稿是在晚上11點和凌晨1點，通常報導內容在晚上11點要校稿完畢，在凌晨一點前也得趕上隔天的重大頭條或獨家新聞。

每晚幾乎都到凌晨1、2點，記者工作才結束，忙得焦頭爛額。每天的加班時間大約10小時，睡眠時間為3至4小時，日復一日，每個月的加班時間超過200小時是家常便飯。許多人因此賠上了健康，可是記者一旦生病就可能被降職轉調，所以只能瞞著公司，自己吃藥硬撐想辦法康復。因此，每年都會出現幾位延誤治療而住院、從通往功成名就的跑道上消失的記者。我自己也在過了大約4年這樣的生活之後，幸運地被派遣到海外，如果持續5年以上的話，一定就沒有像現在的健朗體魄吧。

當然有加班費，可是記者加班時間過長，公司如果全部支付的話，應該會破產。因此，在工作如此繁重的職位上，記者的薪資裡面通常已經包括了大概是一個月100小時的加班費。我在《朝日新聞》時期的薪資是月薪100萬日圓左右，可是裡面有30萬日圓是自動加上的加班費。如果真的以所謂的加班費標準來計算，加班費一定有100萬日圓左右吧。

那位過勞死的NHK女記者佐戶的加班時間超過了150小時，成為議論的焦點。可是，只要有重大新聞，記者很多時候也都是在公司過夜，加班2、300小時是稀鬆平常的。因為有很多人跑新聞太忙而無法回家，所以日本媒體的公司大樓裡，一定都有浴室和臥房等設施。

因此，NHK女記者的加班時間超過150小時而引起社會輿論一片譁然時，在日本業界應該有不少記者在心裡想著：「那又怎樣呢？我們大家也都是這樣子過的」吧。長時間處在異常的工作環境裡面，不知不覺地甚至把這樣的異常合理化，感覺已經麻木了。

那麼，為什麼記者的工作要受如此嚴苛的要求呢？

當然，盡可能地深入權力核心挖掘出新聞，有部分是需要經歷許多艱辛才能夠實現的，所以記者赴湯蹈火的付出並非沒有意義。

但是，日本報紙的銷量有9成來自訂閱，所以並非一刊登獨家新聞，那天的報紙就會賣得特別好。也就是說，這是作為記者的自尊心和面子之爭而已。

記者賭上自己的未來取得獨家消息，為了博得「優秀記者」的名聲而競爭，編輯也因為身為記者的上司，而覺得應該成為「擁有優秀下屬的管理者」，所以想盡辦法讓記者為工作賣命。這雖然是個人志向的理由，也是無法否定的現實，因為取得獨家新聞的動機攸關記者榮譽感，未必是壞事；但不管身處哪一種環境，都有正反兩面。

日本相繼發生年輕女性的過勞死，理由各有不同。廣告公司電通的高橋是因為不是很喜歡這份工作，可是又無法向人訴苦，把煩惱放在心裡，而周遭的人也對於她的痛苦視而不見。而NHK女記者佐戶或許是過於喜歡這份工作，太過拚命，而周遭的人也對她過於認真的態度產生了依賴感吧。

事件發生後，有部分觀點指出像電通或是NHK等媒體界的工作特別繁重，才會出現過勞死的問題，但是我並不這麼認為。

我認為這個原因是源於日本社會整體蔓延的「加班病」，而「加班病」又與重視集體行動的日本傳統社會規範，或是以「奉公滅私」為中心的武士道影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日本，加班是好的，準時下班是自私的，假日出勤是好的，放有薪休假是不道德的，像這樣子「全心奉獻給公司的工作態度」，幾乎在公司裡面是可以100%獲得很高評價。如果也具有相當實力的話，肯定會成為媒體界的寵兒而大放光彩；即使實力沒有那麼好，也會因為被認為是「工作認真勤快的員工」，而占有一席之地。

日本現在還有很多企業仍然採用終身雇用制，就連人才流動性高的媒體界也有這樣的強烈傾向。在終身雇用制裡面，上司的評價非常重要，攸關死活，所以為了讓上司對自己留下良好的印象，在日本工作過的人，或多或少，不管是有意識或是無意識，即使犧牲家庭和健康，都會選擇加班來保住自己的仕途。

我個人的情況是，也許該慶幸我原本就不是拚命三郎的個性，因此即使被迫要長時間工作，我也會在上司或同事看不到的地方，稍微偷懶一下，讓自己有個喘息的空間可以保存體力和精神。如果沒有這樣子的忙裡偷閒，我實際上受到的疲勞轟炸應該會更加嚴重吧。可是，過世的這兩位年輕女性，想必真的是就連加班時間也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吧。這有一部分也是因為過於認真而發生了悲劇。

這兩位年輕女性的過勞死事件，想必對今後的日本加班文化帶來很大影響，我也深切盼望這種武士道「奉公滅私」的前近代思想的遺毒，即日本社會裡的加班文化，能夠確實獲得改善。

加班並不是壞事，可是選擇不加班的人卻備受責難，這個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即使是加班，也應該是能夠在放鬆的狀態下在家工作，或者是上司必須強制規定下屬一個禮拜至少休一天假等，應該還有很多其他方法，可以讓工作變得更有彈性且人性化。

要如何避免再度出現像佐戶和高橋這樣的犧牲者，就端看日本人能否找到根治「加班病」的處方箋了。

責任編輯：歐陽蓉
核稿編輯：黃雅苓

書籍簡介

原來，這才是日本：做決定很迅速、生活成本不高、愛上臺灣環島……野島剛的34個文化深度探索

作者： 野島剛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8/05/15
語言：繁體中文

野島剛（Nojima Tsuyoshi）

資深媒體人、作家。1968年出生，就讀日本上智大學新聞系期間，曾赴臺灣師範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交流學習。1992年畢業後，曾任職於朝日新聞社，擔任駐新加坡、臺北特派員。曾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地前線採訪，後擔任東京本社政治部記者。擅長採訪報導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2016年開始自由作家生涯。著有《日本人默默在想的事》(時報)、《伊拉克戰爭從軍記》、《兩個故宮的離合》（聯經）、《謎樣的清明上河圖》（聯經）、《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聯經）、《台灣十年大變局：野島剛觀察的日中台新框架》（聯經），以及《銀幕上的新台灣：新世紀台灣電影中的台灣新形象》（聯經） 、《故宮90話》（典藏藝術家庭）等多部作品。目前在臺灣《蘋果日報》《天下雜誌》《報導者》《轉角國際》等有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