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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總統大選》從極權走向民主的20年,跟台灣其實很像...在印尼的台灣人觀察:新政府的喜與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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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19年印尼總統大選於4/17日登場,據中央社報導,印尼中選會的正式統計最快於4月25日之後發布,最晚要在5月22日之前完成。
從1998到2018年的20年間,印尼經歷了經濟風暴,強人蘇哈托下台,總統直選和經濟發展成為新金磚國家之後,印尼民主在沒有準備和經驗的狀況不斷前進,這段時間等同於一個世代,也足夠讓一個小孩從出生到念大學準備畢業了。
仔細回想,我感恩自己很幸運。在印尼民主化過去20年間,我在印尼居住了12年,親身經驗了印尼民主和經濟的蓬勃發展,尤其和東南亞鄰近國家相比,選出的領導人既沒有涉入貪污,軍方也沒有發生政變,傳統和社群媒體百花齊放,自由度更是鄰近國家中最高的,政治解放帶領的社會各階層的解放,整個演變過程是令人驚艷的生命力十足,讓人不禁對於有幸參與其中而感到榮幸和謙卑,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如我一樣,一生中親眼見到台灣和印尼兩個國家,從獨裁轉型民主,從貧窮邁向富裕,這是一個很獨特的人生經驗。
當然,這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事,自然也沒有一個國家在前進的過程中是完美的。
印尼人民民主意識的強化、貪污的防治、地方政府的官僚極端教義利用社群媒體興起、貧富差距的縮減、法治觀念的落實、教育系統的改善、融合300個種族和700種語言、1萬7千多個島嶼的物理差距,加上後蘇哈托時期的利益團體拉扯,對印尼這個東協最大國,同時也是全球第四大國的領導人來講,任何改革都不是一件一蹴可及的事。
不管採取什麼政策或方法,都會傷害到另一邊的利益,困難不可謂不大,挑戰也隨時都在。這也是印尼領導人天天面對的問題。在我們眼中看來理所當然的事,在印尼政府眼中卻可能不見得如此。而令人欣慰的是,即使可能跌跌撞撞,印尼經濟和民主還是在進步,這要歸功於印尼政府和人民的努力,讓印尼成為國際上吸引外資的標的物之一。
和台灣民主化發展的過程很類似,民主從來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2004年,印尼警方才從軍方獨立出來,軍方也才放棄國防和政治的雙重身分,將權力還給印尼人民。在2002 年,印尼也才通過法律,限制總統最多得連任一次,同時開放直選,即使現在執政黨主席梅加瓦蒂當年也拒絕開放直選,可見任何一項民主改革,面對的通常不是助力,而是來自利益團體無窮盡的杯葛和拒絕,而今天不管是印尼或台灣,民主化的結果都令人稱羨,因為都是人民不斷的努力和奮鬥才有的,這一點,不少印尼人和台灣人都感同身受。
為何我會提到這一點呢?
戴維信博士在《印尼模式: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Indonesia:Twenty Years of Democracy)提到了民主這個普世價值可能不見得適合印尼,也不見得能夠長久保持下去,因為有證據顯示宗教勢力進入國家層次,同時也提出印尼人民因為教育的落後而容易盲從,讓不少政客結合宗教,想要將印尼伊斯蘭化,變成伊斯蘭律法國。
其實對於生活在爪哇島上的我來講,這不只是我關心,也是我觀察的主要議題之一。
據我個人的觀察,印尼人對於伊斯蘭律法國是不可能接受的。誠如作者說的,穆斯林可以參與民主,但伊斯蘭律法是沒有民主的。在伊斯蘭律法的治理下,女權和民主選舉同步消失,在現今印尼社會上,過慣民主自由生活絕大多數的人是不會同意這件事的。
其實這個議題在中央政府上已經討論多次,佐科威政府甚至將建國原則設立成國定假日,也在公開場合多次宣揚,印尼不可能成為伊斯蘭律法國,除了違反憲法的多元文化和宗教共存之外,印尼人民也不會接受這個方向。目前的確有人鼓吹伊斯蘭律法國,這只是所謂的識別政治,不管是利用宗教,種族或語言,而全球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印尼,自然有人會想到利用宗教來吸引選民,但除了不同宗教的人出來選舉之外,其實這個議題主要是在社群媒體上喧鬧。在一般生活中,目前還屬於貧窮的印尼,一般人民的主要目標還是改善自己生活,只有什麼都沒有的人才是最「虔誠」的伊斯蘭律法鼓吹擁護者,當你改善了物質生活,誰還會想去過清教徒般的刻苦生活?打擊極端言論,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改善生活,這也是印尼政府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戴維信博士同時提出,人民因為民主和中央權力下放,讓不少人想念回到蘇哈托的極權時代,不只當時政府有效率,同時地方政府也不敢亂來,更沒有極端團體的生存之地。若要單憑這一點就說印尼民主化無法持續下去,證據力實在有點薄弱。我認為這一點就和台灣剛解嚴和民主化的那段時間一樣,許多人之前習慣的事情突然變得不知所措,於是不少人希望回到極權時代,不喜歡看到國會吵吵鬧鬧,即使到現在還是有人認為民主就是沒效率,但台灣有多少人真正願意回到戒嚴時代?我想這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對比。同樣的,印尼現在也面臨這個問題,除了少數利益團體,任何印尼人都不想回到極權時代的社會環境。
另一個議題是軍人支持的重要性,甚至軍事政變的可能。在我的觀察來講,任何一個團體都應該是政府追求支持的目標,不只是軍人。印尼現在的軍方觀念早已現代化,努力成為專業化的武裝部隊,對國家,宗教,種族等完全維持中立,而且沒有投票權,禁止加入政黨和活動,同時禁止經商等非國防事務。尤其是新一代的軍官,在心態上經歷過蘇哈托的極權時代,升遷不若現在的公平和公開,誰敢冒國際和國家大諱利用軍事政變奪權?在制度上,蘇哈托上台之後就擔心自己被叛變,將許多將軍的防區縮小,並且拉高將軍名額,也沒有一個軍事將領能夠單獨叛變而且奪權。現代印尼軍人也想國家進步,讓自己肩膀上的官階更加有榮耀,怎麼可能政變奪權?
戴維信博士是學術實力非常紮實的學者,在泗水大學任教和從商的我,也可以感受到學者的角度和現實的落差。學者看到的都是隱憂和提出問題,卻並不一定提出解決的方法,而且問題的重要性也不見得和政府看到的一致。而執政者看到的是解決問題的最適切方法和學習妥協,方法不見得完美,最重要的是要能照顧到最大的一群人,除非執政者有私心。
印尼的確有許多問題待解決,從打擊貪污、經濟發展、法治觀念、政府效率、人力資源、素質、教育改革、極端宗教問題,這些都是提出來的問題,但印尼政府縱然有再多的資源,也不可能一次能夠將過去累積數十年的問題解決,在施政上總有優先順序,而這也是我看到目前印尼政府正在努力動手做的。
印尼政府目前對內大興土木,興建基礎建設,為物流和人流打下基礎,同時改善人力資源,為2030年以及工業4.0做準備;對外則是努力招商,而且成果顯著。當這些努力開花結果的時候,我相信書中提到的許多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不會如書中所說的這般嚴重,甚至嚴重到影響國家完整。
(本文作者為印尼泗水大學講師﹑《獨立評論@天下》專欄作家)
責任編輯:洪婉恬
核稿編輯:陳慶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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