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統一就是奴役...劉曉波論臺灣、香港及西藏

一、分裂的羅馬帝國成就了西方

自秦始皇通過武力征伐統一中國之後，大一統觀念就變成中國文化中不容置疑的絕對正確—最高善，直到今天仍然佔據著道統制高點，而從來不問：

第一，如何統一，是武力強制下的統一，還是自願結成的政治共同體？

第二，生活在大一統中的國民，是主人還是奴隸？

第三，如果統一意味著武力吞併和更深重的奴役，這樣的統一還有必要和道德正當性嗎？

如果說，不問是非善惡的大一統觀念在古代中國佔據主導地位，還可以得到歷史性的同情理解的話，那麼，當人類社會進入後冷戰的自由主義時代之後，再固守這種「統一即最高善」的觀念，無異於停滯在秦始皇時代。

反觀西方對大一統觀念的認識，古代與現代非常不同，甚至就是截然相反。曾經強盛一時的羅馬帝國衰落之後，西方中古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為羅馬帝國的分裂而痛惜；而現代西方研究制度演變史的大多數學者則認為，西方的幸運源於羅馬帝國的衰落，之後的長期分裂狀態保住了這種幸運。

先是東西羅馬帝國的分裂，繼而是西羅馬帝國分裂為諸多王國、公侯國、城邦、教會領地等政治實體，使西歐逐漸進入了分權自治和政教分離的狀態，並自發地演變出自由制度—經濟上的自由資本主義和政治上的自由憲政。自由制度因其善待人性的優勢，而逐漸變成世界主流文明。

反觀保住了統一的東羅馬帝國，它統治下的東歐進入現代文明的步伐之所以緩慢，沒有發展出自由資本主義和民主憲政，則源於代替崩潰的羅馬帝國不是分裂，而是又一個準世界性帝國的建立—拜占庭帝國。相對於分裂的西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曾經是強大的，拜占庭擁有大統一的霸權，但由於政教合一的專制式管理方式，最終在長遠的制度競爭中敗下陣來，且一敗塗地。

分裂的、軟弱的西歐，率先實現了政教分離、地方自治、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和議會憲政，造就了盛極一時的大英帝國；之後又是大英帝國的分裂和北美殖民地的獨立，使後來居上的美國成為當今世界最自由、最強大的地區。而在東方，一直保持著大一統帝國的諸國（拜占庭帝國、中國、印度⋯⋯）全部衰落，以至於進入20世紀後才不得不從頭學習自由資本主義。

西方的分裂和東方的統一之所以帶來不同的結果，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是各種力量的綜合作用和各利益集團討價還價的結果，但在諸多因素中最關鍵的因素，乃在於對自由與奴役之間的不同選擇。

也就是說，西方文化的演變逐漸形成了關於「權利神授」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義觀念：人是上帝的造物，人的自由和尊嚴以及福祉源於上帝，而國家、政體及其統治權力乃世俗社會的產物，其構成原則必須以上帝法為道義皈依。所以，人的自由，有著遠比民族、或政權、或國家更神聖的價值，不僅高於統治權力、國家或民族的利益，甚至高於人之生命本身。

故而，一方面，國家是為人的福祉而存在的而不是相反，人的自由必須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落實到每一個體，通過法治來保障個人自由和維持社會秩序，乃國家或政權存在的最大道義理由；另一方面，如果國家權力對人的自由構成暴力威脅或強制侵犯，在其他手段用盡而仍然無法改變獨裁暴政的情況下，那麼反抗國家權力對人的自由的貶損，拒絕民族利益對個人自由的吞噬，就具有充分的正義性和合法性，為反抗暴政和捍衛自由價值而獻身，就使人具有了神性。

人與其他動物相比的最大優越，就在於人是會思想的生物，所以，觀念不僅能改變觀念，更能通過改變人的觀念來塑造歷史和制度，形而下的世俗制度的道義基礎來自形而上的超越價值，是超越價值的道義正當性賦予世俗制度以道義合法性，信奉什麼樣的價值觀決定了選擇什麼樣的制度。

正是在「神賦自由」觀念的引導下，分裂的西方才能把「神律」逐漸落實為「人律」，讓人擁有選擇的自由，讓社會給個人以財產權利、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給住民以自決權利，給社團以自治權利，給信徒以宗教自由，給企業和商人以買賣自由。正是法治下的自由，使社會具有了長治久安的制度基礎。

然而，那些沒有這些自由的龐大帝國，給人帶來的恰恰是自由的反面—強制性奴役。個人沒有財產權利、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住民沒有自決權利，社團沒有自治權利，信徒沒有信仰自由，企業和商人沒有買賣自由。

所以，無論這樣的帝國曾經多麼龐大、多麼不可一世，也只能在人類文明發展中強盛一時，而無法獲得長治久安的社會秩序，當人類一跨進現代化的門檻，仍然固守著中世紀帝國的獨裁文明也就必然衰落。

20世紀中期，共產蘇聯也靠強制極權建立起龐大的紅色帝國，藉助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蘇聯依靠軍事強權收編了眾多加盟共和國和一大批東歐衛星國，成為與美國相抗衡的另一超級世界強權。但到了世紀末，前蘇聯紅色帝國似乎在瞬間就徹底崩潰，強權下的統一體及衛星國也隨之瓦解，東歐又上演一齣類似羅馬帝國崩潰後的西歐分裂的歷史劇，靠暴力強加的統一體必然解體之時，也就是附屬國重新獲得自由選擇的權利之時。

戈巴契夫的偉大歷史功績之一，就是和平地讓東歐諸衛星國脫離前蘇聯的極權同盟；葉爾欽執政時期做的最漂亮的一件大事，就是通過和平談判，促成了前蘇聯帝國的解體。這些已經擺脫了蘇聯強權的東歐，這些獲得或獨立、或自治的加盟共和國，其民眾也大多獲得了基本的自由權利。

換言之，在付出了超常代價才掙脫了被強制的奴役而獲得了自由之後，所有的昔日附屬國絕不會再重蹈幾百年前的覆轍—用被奴役的代價，維持一個廿一世紀的拜占庭帝國或蘇維埃帝國。

無獨有偶，在中華帝國的演變史中，也上演了類似的歷史劇。大清帝國衰敗之際，被迫脫離本土的地區香港和臺灣，儘管這種脫離是殖民時代的產物，充滿了被外族強制的屈辱，卻在世界文明的整體進步中，有幸先於本土，而得到現代文明所賜予的自由和富足。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自稱融合了56五十六個民族的大陸本土則全面落伍，當初以為從此站起來的中華民族，在擺脫了殖民者的強制之後，遭逢的非但不是解放和自由，反而是更全面更殘酷的極權式奴役。

雖然，拜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訓，中共政權在毛澤東死後改變了統治策略，開始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雖然，拜現代文明所賜，中共獨裁統治的高科技手段（特別是通訊、交通、武器）有了明顯的飛躍；然而，中共的政治制度和統治方式仍然處在中世紀的帝國時期，至今仍然沒有放棄建立更龐大帝國的中世紀迷思，對內不給少數民族以自治的自由，對外不承諾放棄用武力統一臺灣，以獨裁強權干涉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自治，致使香港的政治民主化進程舉步維艱。

二戰後，現代文明的一條重要原則就是「住民自決」，它是由個人自由乃天賦人權的價值觀中引申出來的，並得到最權威的國際組織聯合國承認。在此一原則下，任何統一的達成和民族衝突的解決，皆不是取決於強勢一方的武力強制，而是取決於少數民族的自願選擇，一旦強勢政權依靠武力來解決民族爭端和統獨之爭，必然造成大規模的種族歧視、人權災難和社會動盪。

特別是當兩地的經濟發展水準相差甚遠、政治制度截然對立的情況下，如果強勢一方不尊重弱勢一方的民意，而採取強行的武力統一， 一來現在的國際社會絕不會漠然視之，二來現行國際規則允許國際社會進行人道主義干涉。如果統一只能意味著強制和奴役，那就寧可不要這樣的統一。

二、要一國良制，不要一國兩制

具體到兩岸關係，像臺灣這樣在事實上已經脫離大陸本土100年的地區，能否最終回歸大陸，應該完全尊重臺灣民眾的自由選擇。

如果說，在日據的殖民時代，臺灣從大陸的分離是日本侵略者強加的；1949 以後蔣家父子統治下的臺灣與大陸之分離，是國共內戰的遺留問題，事實上也是獨裁政權強加的；那麼，現在的世界已經進入了人權（住民自決是基本人權之一）高於主權的時代，臺灣也已經成為世界主流文明中的合格成員，臺灣民眾終於享有了不受任何強權強制的自由。在此情況下，對臺灣民眾如何選擇兩岸關係，臺灣政府不能實施強制，其他政權就更不能！

事實上，最令大陸政權棘手的民族問題是臺灣和西藏，兩者在區域的和民族的政治訴求上，都不是中共所指責的分離主義，而是要求中共改變強制性的一黨獨裁制度。

早在蔣經國時代，他就針對中共的「一國兩制」提出「一國良制」，即「民主的和平統一」，其前提是對大陸提出制度變革的要求；達賴喇嘛提出西藏在政治上完全自治，也是一種制度性訴求；兩者針對的皆是中共現行的獨裁強權制度。

這種政治訴求，要求的僅僅是對各自未來歸屬的自決選擇，既對中國的未來大有益處，又符合國際正義原則，順應人類主流文明的發展潮流，無論在道義上還是在現實上，都有著毋庸置疑的正義性。

當然，使世界公認的道義準則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問題上，還要有一個艱難、曲折、複雜的過程，兩岸民眾及其執政者都必須面對歷史造成的既定現實。臺灣脫離大陸本土已經100一百年，國共兩個政權之間的歷史恩怨，也隨著臺灣戒嚴令的解除而逐漸淡化乃至消除；臺灣人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創造了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奇蹟。

更重要的是，臺灣原住民的獨立意識也是被大陸強權逼出來的，國民黨獨裁政權製造的「二二八事件」，正是台獨意識和草根運動的起點。蔣介石政權為防止台獨而立法禁止，毛澤東政權則曾經全力支持反蔣的臺灣草根運動。換言之，愈演愈烈的台獨運動所反抗的，正是專制政權對原住民的強制性奴役，以至於這一運動逐漸昇華為推進臺灣自由化、民主化的最大民間動力。

臺灣最大的反對黨誕生於這一運動，反對黨僅僅經過了十幾年的在野奮鬥，就以其代表草根民眾的訴求而在2000年的大選中獲得勝利，也受惠於這一運動。

荒謬的是，時代發展到今天，在民進黨當朝而國民黨在野之後，曾經不共戴天的國共之間的歷史恩怨似乎已經消失，而對與中共毫無歷史恩怨，靠臺灣民眾授權而上臺的民進黨政府卻視若仇敵。

中共為打壓陳水扁而發起新一輪統戰攻勢，屢次呼籲第三次國共合作，頻頻向下臺的國民黨及親民黨示好，並在臺灣大選時屢屢恐嚇臺灣。江澤民的導彈恐嚇讓李登輝當選，朱鎔基的言辭恫嚇為陳水扁助選，由此可見臺灣主流民意與中共的意願恰恰相反。胡錦濤上臺後首開國共兩黨的握手，在人民大會堂上演了國共第三次合作秀。

在剛剛完成的新一輪臺灣地方選舉中，民進黨大敗給由政治明星新黨魁馬英九領銜的泛藍，只能說明陳水扁的執政成績單太差，而無法說明國民黨及臺灣主流民意心向統一。

事實上，在臺灣變成自由社會之後的統獨抉擇中，臺灣朝野面對的是一個遠比國民黨獨裁政權，更強大更野蠻的中共政權，這一政權在最有希望重塑自己的合法性和新形象的關鍵時刻，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六四大屠殺，那可是全副武裝的正規軍隊對徒手請願的學生與市民的屠殺。

六四後，中共從來沒有停止過對一切異己人士的高壓，江澤民政權還製造了另一場人權大災難—鎮壓法輪功。胡溫上臺後也屢屢出現官權對民間草根維權的強力鎮壓，2005年12月6日再次發生全副武裝的武警向徒手農民開槍的血案。

正是這樣一個依靠暴力維持的獨裁政權，還非要統一自由民主的臺灣，還堅持不容商量的「一個中國」的談判前提，還固守「一國兩制」的統一架構，還頻頻發出不承諾放棄武力解決統一問題的威懾，為此制定了授權對台動武的《反分裂法》。

中共政權的這些作為，怎麼吸引臺灣民眾？退一萬步說，即便假定臺灣政府，或有實力的島內政治集團有心統一，但中共現行體制及其內外作為，也沒有給他們提供能夠說服臺灣民意的理由。

擺在每個人眼前最有說服力的事實是：不要說對已經享受著自由的臺灣人，就是對日子比以前過得好卻仍然沒有自由的大陸人而言，中共政權的凝聚力也在急遽流失。

那些冒著生命威脅和付出高額金錢代價的大陸偷渡客們，那些或主動或被迫逃亡海外的大陸精英們，那些藉招商、考察、進修、開會甚至旅遊之機一去不回的中共官員們，到了西方便一去不回的留學生、學者、技術人員等高級人才們，那些利用空殼公司將資產轉移出境的私營老闆，還有香港回歸前夕和回歸以後大量移民西方的港人，在在都證明中共政權統治下的大陸，是何等的缺乏凝聚力！

而最能說明中共政權缺少凝聚力的例證，莫過於中共的權貴家族成員，大量向西方移民和每年以300到400億美元的速度，向海外流失的資產，轉移這些資產的主要階層，恰恰是中國的權貴們。一個連自己集團內的特權階層和在這塊土地上發財的富豪都留不住的政權，怎麼好意思每天高喊民族凝聚力在不斷增強呢？

因為，任何生活在這裡的人，無論是平民還是特權階層都知道，這塊土地仍然被恐怖政治所籠罩，是沒有任何安全感的土地，不但無權無勢者生活在恐懼中，權貴們也免不掉無孔不入的恐懼。如此令人恐懼的地方，有什麼理由要求已經免於恐懼的臺灣人的認同？！

近年來，中共的各級政權頻頻以優惠待遇吸引海外學子，官方宣傳機器也經常聲稱，每年有多少多少留學生為了報效祖國而拒絕高薪、放棄優裕、回國創業，但回國發展的海外學子中的許多人，都是先拿到了國外的身分（起碼是綠卡）才回來的。

自稱是「海外赤子」歸來，並高喊愛國口號的海歸們，實際上是兩頭佔便宜的搭便車，他們和看中了大陸大市場的外商一樣，無非是想趁局勢還穩定時來大陸撈一把。海歸們既有外國的身分，又有大陸的人際關係並瞭解大陸的遊戲規則，在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如火如荼之際，大陸的一夜暴富的機會遠遠超過制度健全的外國市場。海歸們是打的贏就留下，打不贏就跑；局勢穩定就愛國，局勢危險就飛走，雙保險的發財機會怎麼能不叫人爭當「海外赤子」？！

這樣的現實，怎麼可能讓臺灣民眾接受「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呢！中共政權作為主權國家的政府在國際上的合法地位，除了給臺灣開拓國際空間製造人為困窘之外，絲毫無助於大陸對華人的凝聚力。

中共內部把臺灣的政治力量分為「統派」和「獨派」，大體上是自欺欺人的誤判。物質上不如人，政治上更是差之千里，道義上完全沒有任何凝聚力，又不斷地增加軍費、搞大型軍事演習；又不惜任何代價在國際上圍堵臺灣，連一位已經是平民的前總統出國治病，都要掀起軒然大波；憑什麼就說統一是主流民意？難道一個靠多數選票上臺的政府會由極少數台獨分子組成？

以現行中共政權在國內外、特別是收復香港後的表現，臺灣人在骨子裡很少有人真想與大陸統一。中共正在拉攏的國民黨和親民黨，兩黨大陸政策的最後底線也只能是「一中各表」和「維持現狀」。何況他們的兩岸政策也有島內政爭的原因，並不真正是為了與中共重開談判。

但是，臺灣人面對的現實畢竟是嚴酷的，憑中共習慣於用暴力進行統治的獨裁體制，以及不斷增長的國力和軍力，憑中共提出只有「一個中國」的定位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承認，憑中共政權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臺灣人不可能有安全感，只能策略地與中共周旋，儘量避免激怒大陸政權，以達到維持現狀的目的。

所以，台商們對中共說軟話是為了掙錢，政客們表示善意是為了拖延，民眾希望保持不統不獨的現狀是為了生活安定。實際上，臺灣朝野及主流民意在以下原則上是具有高度共識的：

在兩岸無法就「民主的和平統一」達成共識之前，只能把「一個中國」作為未來的遠景，在擱置「一個中國」特別是「一國兩制」的前提下，進行對話、交流、經貿和溝通，為未來的共識打下基礎。

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要面對歷史和現實，但這種面對不能只講無原則的實力主義或實用主義，即誰的人多、地大、武力強就由誰來主導。而應該在尊重歷史和現實的同時，在大原則上不違背普世道義的前提下，從兩岸的民眾福祉、社會穩定、品質提升、區域及世界和平、未來遠景出發，經過對等的協商、談判來解決問題。

暫時或短期內無法解決的問題就先擱置，隨著未來局勢的演變也許就能夠解決，或者壓根就不再是問題。在兩岸對「一中原則」沒有共識之前，就不應該單方面的以此為談判的絕對前提；如果大陸在不遠的將來走上自由民主的政改之路，「一國兩制」就不再是兩岸對談的問題。

當下的現實是，臺灣對大陸擁有著制度上和道義上的絕對優勢，而大陸對臺灣只擁有國際法上和實力上的優勢，兩相比較，臺灣的優勢符合人類主流文明和歷史發展大勢，是一種長遠的優勢，民主統一是臺灣的最後底線。

兩岸真正能夠坐下來進行實質性對話和談判的前提，就是中共放棄任何具有強權色彩的前提，向臺灣、向世界承諾：一，對外放棄武力威懾；二，對內進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三，放棄「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接受「民主的和平統一」的模式；四，不把「一個中國」作為絕對的先決前提，而只作為未來的目標，進行沒有任何強制性預設的談判。

也就是說，以和平統一的誠意和對等相待的善意來感召對方，以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雙重改革的成就來吸引對方，兩岸統一的時間表，就是大陸的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時間表。

換言之，選擇統一，不是選擇強制和奴役，不是刺刀下的不對等的談判，而是選擇自由與解放，是沒有武力威懾的、和平的、對等的談判。無論是統一的手段還是統一的結果，皆應該以促進具體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為目的。

如果大一統只意味著面子上的民族尊嚴，而無視具體個人的尊嚴，只為了一黨政權的利益而無助於民眾的福祉，只是強權大國武力威逼下的統一，而不是平等協商下的統一，那麼這樣的尊嚴、利益和統一還是不要的好，哪怕它是以高尚的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為訴求的。

其實，在極權帝國紛紛衰亡的今日世界，如何處理分合的問題，歐盟，這一由民主國家組成的新式共同體，已經為世界作出了榜樣—以自由主義原則為結盟基礎，以自願加入為基本前提。

歐盟的經驗告訴我們：歐洲一體化進程之所以能夠從六國經濟共同體發展為23國政經合一共同體，就在於這一共同體的建立和擴充，完全按照自由主義原則行事，入盟與否完全尊重各國多數國民的意願，凡是對加入歐盟存有爭議的國家，皆是通過全民公投來決定是否入盟；甚至，已經是歐盟成員的國家如果在是否加入歐元區的問題上存有爭議，也要經過全民公投來決定。

再回到兩岸的分合問題。無論分合，解決兩岸問題的絕對前提是必須採取和平，而只有做到以下兩點，才可能達成和平的解決方式：

首先，想合的一方必須尊重對方的主流民意，也就是強勢大陸必須尊重臺灣多數民意的自願選擇；其次，二戰後的世界歷史證明民主國家之間無戰事，也就是大陸政權如要與民主臺灣達成統一，就必須放棄獨裁制度。

現在，國民黨新主席馬英九已經多次公開強調：六四不平反，統一不可能。最近，據臺灣媒體12月21日報導，馬英九在接受美國《新聞週刊》專訪時，直截了當地說：「兩岸統一沒有時間表，目前時機未成熟，但國民黨的終極目標是統一。」也就是說，有望成為下屆臺灣總統的馬英九向中共現政權發出明確的信號：

如果說，「一中」是中共的談判前提，那麼，「民主化」就是臺灣的談判前提。大陸沒有民主化的時間表，臺灣也就沒有統一的時間表。反過來，大陸民主化的時間表就是兩岸統一的時間表，大陸一天不走向自由民主，兩岸就一天無法展開真正的談判，也就更談不上未來的統一了。

2005年12月20日於北京家中（《觀察》首發）

書籍簡介

統一就是奴役：劉曉波論臺灣、香港及西藏

作者： 劉曉波

出版社：主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4/29

劉曉波

中國作家、文學評論家、人權活動家。

1955年12月28日，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1980年代，以「黑馬」之姿登上中國文壇，1988年獲得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

1989年，參與天安門學生運動，為「廣場絕食四君子」之一。天安門屠殺之後，被捕入獄。此後成為中國最勇敢和最活躍的異議知識分子之一，在海外出版多部著作，在海外中文媒體和互聯網上發表數百萬字的評論文章。 2008年12月8日，因起草和組織《零八憲章》而被中國當局祕密逮捕。美國學者林培瑞讚揚說，劉曉波的選擇「如撲火燈蛾，無懼於赴湯蹈火」。2010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其妻子劉霞亦長期遭到非法軟禁。

2010年10月8日，劉曉波因「在中國為基本人權持久而非暴力的奮鬥，已經成為方興未艾的中國人權奮鬥的標誌與豐碑」，而榮獲該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如果排除達賴喇嘛的國籍爭議，劉曉波是首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也是當今世界唯一身在監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美國《時代雜誌》將劉曉波與翁山蘇姬、曼德拉、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恩等一同列為全球「十大政治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