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GDP將超日趕韓⋯為什麼大眾卻無感？一文看懂GDP的起源與盲點

政府政策一向和促進資本擴張的利益有關，像是過去的圈地運動和殖民主義都是靠國家力量支持。但從1930年代初開始，在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時期發生了某件事，使這些壓力變本加厲。

大蕭條嚴重破壞美國和西歐的經濟，各國政府手忙腳亂的尋找因應之道。在美國，官員找到西門．庫茲涅茨（Simon Kiznets），一位來自白俄羅斯的年輕經濟學家，請他設計一套會計制度，可以揭露美國每年生產的一切商品和服務有多少金錢價值。其概念是，如果你能更清楚看到經濟體在做什麼，就能推斷哪裡出了差錯且更有效的干預。庫茲涅茨設計了一個衡量標準，叫做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縮寫為GNP），GNP提供基礎給我們現在使用的量度：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縮寫為GDP）。

GDP發明人反倒認為其計算過程有瑕疵

但庫茲涅茨很謹慎，他強調GDP有瑕疵。它總計貨幣化的經濟活動，但不在乎該活動是否有用或有害。如果你為了木材砍掉一座森林，GDP上升；如果你延長每日工時和延後退休年齡，GDP上升；如果污染造成就醫次數增加，GDP上升。但GDP不包括成本會計，它完全不提失去森林做為野生動物棲息地或碳匯的損失，也不提太多工作和污染對人民身心造成的傷害。

它不只遺漏壞事，也忽略很多好事，因為它不計算非貨幣化的經濟活動，即使那些活動對人類生活和福祉不可缺少。如果你種植自己的食物，打掃自己的房子或照顧年邁的父母，GDP一句不提。如果你付錢給公司替你做這些事，它才會計算。

庫茲涅茨警告，我們絕對不應該把GDP當作一個衡量經濟進步的正常量度。他認為我們應該改良它，將成長的社會成本納入計算，唯有如此，政府才會重視人類福祉及追求更均衡的目標。但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隨著納粹威脅升高，庫茲涅茨的福祉顧慮逐漸被淡忘。政府需要計算一切經濟活動，甚至負面活動，以辨認可以投入戰事的每一分錢和產能。最後這個更積極的GDP版本取得優勢。在1944年的布列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當世界領袖坐下來決定治理戰後世界經濟的規則時，這個版本被奉為經濟進步的主要指標，恰恰和庫茲涅茨的警告背道而馳。

當然，衡量某些經濟活動而非其他事項，本來不是問題。不論衡量什麼，GDP本身對真實世界毫無影響。不過，GDP成長，就有影響了。我們開始關注GDP成長，就不只促進GDP衡量的活動，也促進那些活動的無限增加，不管付出的代價有多少。

GDP成長變成國力強弱的代表指標

起初經濟學家用GDP來衡量經濟產出的「水準」。水準是否太高，造成過度生產和供應過剩？或是否太低，導致人民無法獲得他們需要的商品？在大蕭條時期，產出水準顯然太低，為了走出衰退，西方政府重金投資基建計畫，並創造大量高薪工作，把錢放進人民的口袋，以刺激消費需求，使經濟再度活絡起來。這個辦法生效，GDP升上來了。但成長本身不是目標。別忘了，這是羅斯福總統主政的進步時代。史上第一次，目標是提高產出水準，為了改善人民生計和獲致進步社會成果的特定目的，和過去400年來的政府政策大相逕庭。換言之，早期進步政府把成長當作一個使用價值。

但好景不常。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1960年成立時，它的章程列出首要目標是「推動政策來達到最高可持續的經濟成長率」，至今仍是一樣。突然間，目標不是追求更高產出水準以達到某個特定目的，而是最高成長率，無限期的為成長而成長。英國政府跟進，設定未來10年經濟成長50％的目標。這是極不尋常的擴張速度，也是成長第一次因其本身的緣故而被奉為國家政策目標。

這個概念如野火般蔓延。在冷戰時期，西方國家與蘇聯2大陣營之間的競爭變成主要用成長率來比拚。哪一個體制能最快增長GDP？當然，在這場競賽中，成長不只象徵強大，它也允許國家投資更多金錢用於軍事能力，並轉化為真正的地緣政治優勢。

這個為了成長而關注成長的新焦點，即成長主義（Growthism），永遠改變了西方政府管理經濟的方法。曾經用來改善大蕭條後社會成果的進步政策，諸如提高工資、組織工會和投資公共衛生和公共教育等施政方向，突然變成可疑。這些政策曾幫助人民福祉提高，但執行結果使勞工變得「太貴」，資方無法維持高利潤率。這段時期推出的環境法規也遭受質疑，因這些法規限制開發自然*。

*編按：美國環保署成立於1970年。

1970年代後期，西方經濟體的成長開始放緩，資本報酬率也開始下降。政府承受壓力，必須採取行動，替資方創造一個「解癮方法」。於是它們攻擊工會，修惡勞動法，以便降低薪資成本；它們刪除重要的環保法規，民營化過去禁止資方插足的公共資產，如礦場、鐵路、能源、水、醫療保健、電信等等，替私人投資者創造有利可圖的機會。1980零年代，美國總統雷根和英國首相柴契爾尤其狂熱的追求這個策略，開啟了我們稱作新自由主義的路線。

有些人傾向於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一個錯誤，是過度極端的資本主義版本，我們應該拒絕它，迎回前幾十年盛行的比較人性化的版本。但當初轉移到新自由主義不是錯誤，它是受到成長義務的驅使。為了恢復企業利潤和挽救資本主義，政府必須將焦點從社會目標「使用價值」轉移到改善資本積累「交換價值」的條件。資本的利益被國家內化。到了今天，成長和資本積累之間的區別已幾乎完全消失。如今，目標是拆除利潤的障礙，把人類和自然變得更便宜，只為了成長。

西方國家將追逐GDP的成本轉嫁到南方國家

西方政府也把這個目標推到南方世界，同樣是為了解癮：替資方開拓新疆域。1950年代殖民主義結束後，許多新獨立的政府發展一條新的經濟路線。它們推出進步政策以重建國家，用關稅和補貼保護本土產業，改善勞動標準及提高工人薪資，投資公共醫療保健和教育。這一切都是為了扭轉被殖民主義的榨取，並改善人民福祉，而且確實有效。1960和1970年代，南方世界的平均所得以每年3.2％的速度成長。至關重要的是，在大多數例子中，成長本身不是目標，它是追求復原、獨立和人類發展的手段，和西方國家在從大蕭條後復甦的作為並無二致。

但西方強權不樂見這個轉變，因為這代表它們失去在殖民主義下享有的取得廉價勞力、原料和獨占市場的權利，於是出手干預。在1980年代債務危機期間，它們利用身為債權國的權力，運用它們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掌控，施加結構調整計畫於拉丁美洲、非洲和部分亞洲，除了中國和其他幾個東亞國家。結構調整強迫自由化南方經濟體，撤除保護性關稅和資本管控，降低工資和環保法規、削減社會支出、民營化公共財，一切皆是為了替外國資本撬開有利可圖的新疆域，及恢復廉價勞工和資源的使用權。

結構調整徹底重塑了南方經濟體。政府被迫放棄追求人類福祉和經濟獨立，改為聚焦於替資本積累創造最佳發展的環境條件。轉變以成長之名完成，但帶給南方世界災難性的後果。施加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20年的危機，導致貧窮、不平等和失業率節節升高。1980和1990年代，整個南方世界的所得成長率崩跌，跌到20年平均只增加0.7％的地步。但對資本來說，它有立竿見影之效，使跨國公司能夠公佈創紀錄的利潤，讓全球1％最有錢之人的所得暴增。西方世界的成長率恢復了，這才是結構調整的真正目的。但整個南方付出慘痛的人命代價，這個干預的遺緒是全球貧富差距在過去幾十年巨幅拉大。今日實質人均所得的南北差距，比1950年代殖民主義結束時多了4倍。

書籍簡介

《少即是多：棄成長如何拯救世界》
作者： 傑森．希克爾（Jason Hickel）
譯者： 朱道凱
出版社：三采
出版日期：2022/02/25

作者簡介
傑森．希克爾（Jason Hickel）

經濟人類學家、傅爾布萊特學者和英國皇家藝術學會會士。他出生於史瓦帝尼（舊名史瓦濟蘭），曾在南非與移工共事多年，撰寫種族隔離後的剝削問題和政治抗爭。出版過3本著作，最新一本是《鴻溝：全球不平等及其解決方案》（The Divide: A Brief Guide to Global Inequality and its Solutions）。他經常為《衛報》、半島電視和《外交政策》撰稿，並擔任歐洲綠色新政顧問及《柳葉刀》補償與重分配正義委員會委員。目前定居倫敦。 

責任編輯：陳瑋鴻
核稿編輯：倪旻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