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候當記者，最習慣的是熱鬧的場合，最喜歡的也是人多的場合。公開的記者會，宴會的場合，都是我一展所長的舞台，採訪、聊天、訪問，然後晚上回報社，寫一長篇報導，第二天我的報導和我的名字，大大的印在報紙上，享盡了尊榮的感覺，覺得自己是這個社會上的重要人物！
那個時候，政府官員是我每天往來的對象，部長天天都要見面，次長也天天話家常，局長是我往來最起碼的官員，我沒有當他們是大官，他只是我朋友。做為記者，我的信念是「見官大一級」，不論見到再大的官員，我們都大一級，如果不比他們大，又如何敢質問他們，採訪新聞呢？
那個時候，如果沒有被我面對面單獨專訪過的企業家，就不是知名的企業家。我們常在台塑大樓的頂樓吃台塑牛排，和王永慶暢談台灣石化業的發展；我們也在台泥大樓的辦公室，與辜振甫閒聊他的見聞，讓台灣人知道他替國家做了多少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