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擇雅

出版人顏擇雅在個人臉書上稱讚殷琦文筆好且眼光好，選了傳產業者當另一半。...

西方憑什麼推薦：雅言文化出版總編輯顏擇雅 以下是顏擇雅的導覽文：一月底，許多外媒皆預測台灣是下一個倒下的骨牌...

不少人將此次公投亂象歸咎於公投門檻大幅下降，雅言出版社發行人顏擇雅在24日就發臉書表示，「投票排隊太長...

台灣問題就是最低的水果摘完了，如今應該趕緊打造工具去摘更高的水果。 先進國家都老早摘完伸手能摘的水果，之後又經歷多次「摘完某一高度水果」的時刻。1982 年我去美國念書，美國就處於如此窘境，媒體都是關廠、裁員新聞，大學生畢業即失業，街頭遊民暴增。但在此之前，自從 1776 年宣布獨立，美國已有過40幾次衰退，每次都挺過來了，因此我沒聽到美國人自己在唱衰美國，或嫌年輕人一代不如一代。 台灣如今盛行唱衰台灣，一大原因是從前都沒遇過悶經濟，缺乏經驗，因此特別徬徨，感到無望。 那麼，台灣為何會遲至21世紀，才第一次感受到悶經濟？美國經濟頻頻摔跤，台灣自從1858年開港，除了兩次政權暴力更迭的短暫動盪，可說一帆風順，是因為台灣比較厲害嗎？ 當然不是。美國走在前面，每次遇到危機都必須花時間辯論，嘗試錯誤，才漸漸學會如何產業升級，維持市場秩序。美國付學費學到的寶貴經驗卻是全世界皆可參考。美國人工成本上升，就發展出國際分工體系，Made in Taiwan玩具、成衣因此在6、70年代大量湧入美國，台灣卻無需自己研發生產技術。先行者跌撞，追隨者平順，道理在此。 換成果樹的比喻，就是台灣光靠發展落後這一點，手摘水果數量就注定多於美國，才能摘這麼久。中國又在台灣後面，手摘水果又比台灣多，目前好多還沒摘完。這是中國成長率高於台灣的最主要因素。扯年輕人只追求小確幸是扯遠了。就算年輕人真是小確幸世代，這也是悶經濟的果，不是因。 我說台灣從前摘到的水果比較低，並無對前人不敬的意思。台灣在60年代從進口替代轉型為出口導向，80年代又發展成高科技電子大國，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問題是過往的成功經驗已經無法複製。如今，我們只能記住「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專注為現有問題尋求解方，而不是緬懷過去。 緬懷過去最常見的一種形式，就是「典範在夙昔」。記住尹仲容、李國鼎的貢獻雖然重要，但是「典範在夙昔」卻常有一種弦外之音，就是經濟下滑都怪官員不如從前能幹。 在言論自由的時代，官員被嫌笨是正常的。就算官員真的能幹，其政策也往往三五年才見真章，讓批評者沒話說。但要以為台灣問題是因為官僚今不如昔，卻是思考怠惰。尹仲容、李國鼎成功，是因為抓住國際分工體系初步成型的機遇。台灣的經濟奇蹟放在東亞也不奇特，前有日本，後有中國，同期則有其他三小龍。 我們要如何確知，今日檯面上那些大家公認很笨的官僚，把他們丟去50年前，就無法創造經濟奇蹟？換一個問法：倘使尹仲容、李國鼎重返人間，憑他們的眼界，就有辦法處理今日難題嗎？ 例如中國崛起，就是尹仲容、李國鼎從沒處理過的一道難題。自家果樹可以手摘的水果摘快完時，鄰居突然邀你去摘他家水果，而且他家果樹還特別多株，株株都水果低垂，這時你會想留在自家果樹下嗎？ 李登輝於是鎖起門來不准自家人去隔壁。理論上，「戒急用忍」很正確，因為人除非不敢覬覦別家的低垂水果，不然不可能認命好好研究自家越來越難摘的水果應該怎麼摘。問題是，在自由民主時代，鄰居說歡迎我去摘，自家人憑什麼不准我去？ 這又是尹仲容、李國鼎不必面對的另一難題。他們手裡的政策工具，例如管制外匯、限縮金融業務，後來皆已消失。威權時代要執行「戒急用忍」也許容易，但其配套是各種法規鉗制市場，一定打擊經濟。 這是「典範在夙昔」反映的另一種思考怠惰：明明威權已經結束很久，我們卻還在期待強人。從前人民無法當家做主，因此思考不是人民的事，是強人手下官僚的事。緬懷尹仲容、李國鼎，很大成分是在緬懷那個重要決策都天高皇帝遠的時代。 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後，政治人物都很愛講「拚經濟」。這三個字的頭號問題是空洞，讓人誤以為目前瓶頸只是意願問題：只要政府有心，經濟就能上去。第二個問題是「拚」字很誤導。難道台灣還停留在拚就能贏的階段嗎？許多企業主顯然這麼想，工時才會越來越長，終於逼出大減工時彈性的「一例一休」。 事實上，任何經濟體只要「摘完某一高度水果」，面臨的一定是知識問題，還有取捨問題。所謂知識問題，就是人力水平必須提升。尹仲容、李國鼎規劃的產業環境只需要少數菁英念大學，台灣要挺過悶經濟卻需要大量高階人才，因此本書有多篇文章討論高等教育。 至於取捨問題，是指改革一定會侵犯某些人利益。台灣上次有嚴重侵犯少數人利益的改革，就是「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推行當時如果像今天一樣自由民主，地主一定也天天上街抗爭，提起行政訴訟，並發動連署罷免立委。 某些取捨的重點則不是利益分配，而是價值。尹仲容、李國鼎的時代人民普遍都窮，因此沒人在講公平正義。但如今人民已有110大富或中富，13目前不富不貧，但正漸漸趨貧。公平正義已是目前社會上正進行的最重要討論。本書多篇文章，例如關於富人稅、房屋稅，都是我加入討論的嘗試。每人重視的價值不同，我個人較重視自由。 當然我無法說服所有人同意我主張。但我至少希望說服大家能夠跟我一樣樂觀，更懂得欣賞台灣的優點。例如我就認為，台灣只會代工這一點並不可恥。 只要行銷與製造分流，製造都叫代工。看來二者還會繼續分流，因此只要台灣依然擅長代工，就會製造業很強。 很強的製造業，一定是建立在穩固的智慧財之上。像鴻海、台積電在美國都是專利大戶。相反的HTC手機即使全盛時期，專利也不多。Nokia與Motorola賣掉手機部門，賣的其實是智慧財而不是品牌，因為智慧財比品牌長久。 在科技快速變革的時代，品牌可以樓塌樓起，智慧財卻不能平地起高樓，必須一樓樓往上蓋。因此，代工創造的附加價值也許沒有少數成功品牌高，它提供的就業質量與穩定度卻大大勝過品牌。代工也代表我們擁有製程上的珍貴智慧財，不是別人可輕易取代。 許多人對台灣悲觀還有一原因，就是動不動拿台灣跟中國比。書中很多文章討論中國，就是要指出這種類比的不恰當。兩邊地理條件不同，發展階段亦不同。中國年輕人狼性，是因為狼性在中國依然有用。等中國亦摘完最低水果，年輕人自然會變另一種性格。 還有一種悲觀，是凡事都怨怪中國。台灣產業沒升級，某一階段的確可以歸咎中國磁吸，如今卻較多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很多時候，中國只能說是照妖鏡，照見我們有哪些缺失。 我指出這些缺失，用意是要指出，台灣雖然有很多問題，卻都是可以解決的。水果不等人，成熟就會紛紛落地，爛掉，因此我們不該浪費時間。只要我們這次學會摘取伸手搆不到的水果，後代就會更有自信，將來再度「摘完某一高度水果」時，就不會再有那麼多人唱衰台灣。 {DS_BOX_21009} ...

很多人批評丹．布朗的小說有既定套路，但雅言出版社總編輯顏擇雅不以為然：「《007》沒有套路嗎...

2016年台灣大選前，媒體冒出一種指控，說時代力量候選人「閃兵」，是只會挑起台海緊張，卻不願上戰場的「嘴砲台獨」。指控很難聽，挨罵的對象卻依然高票當選，打敗連任多屆的軍系立委。 這種結果，在南韓就會很不可思議。在南韓，閃兵指控是可以終結政治生命的。2002年，梨花大學前校長張裳正是因為兒子閃兵，才遭國會否決，無法出任總理。 閃兵在台灣卻不會引起類似公憤，一大原因即閃兵管道很多元。焦慮症是一種，高度近視也是一種。吳奇隆若是新加坡人，慣性脫臼雖可讓他免除許多操課，役期卻不能少一天。連勝文若是新加坡人，則要比別人多當兵九週，由國家強迫幫他減肥。 問題來了，焦慮症、高度近視雖是小毛病，但依然是毛病。為什麼在台灣，聽說某人因為焦慮症、高度近視而不必當兵，別人反應不是同情，而是質疑閃兵？ 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免服兵役引來的羨慕眼光，遠超過一般人對焦慮症、高度近視的惻隱之心。當兵是大家都不想要的，乖乖去當兵則是沒選擇。如果可以選，大家都寧願選焦慮症、高度近視。 如果是因為當兵辛苦，閃兵就算值得羨慕，也必須扛負「好逸惡勞」的可恥標籤。這次，閃兵卻當選立委，可見選民並沒把閃兵聯想到怕吃苦。 其實，只要看看時代力量另一位新科立委，就可明白閃兵在台灣既可羨，又不必蒙羞的箇中原因。洪慈庸本來默默無聞，是2013年7月爆發的洪仲丘案，才把她推到鎂光燈下，累積出日後參選的政治能量。 洪案發生一個月，就有25萬白衫軍上凱道怒吼，為冤死的男孩討公道。台灣從沒出現過如此不靠政黨動員，卻集結速度如此之快，聲勢又如此浩大的街頭運動，可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盧梭曾在《社會契約論》中主張，徵兵制可加強全民與國家之間的一體感。洪案卻揭露，徵兵制在台灣的效應正相反。役男發現，「死老百姓」在軍中是學不到戰鬥技巧的，成天工作就是打掃、搬東西。許多文書皆沒必要，而且資料造假嚴重。但役男不能提出建言，不然下場可能和洪仲丘一樣。 這是閃兵在台灣既可羨又不必蒙羞的真正原因：軍中管理太糟了，把兵役變得毫無功勞只有苦勞。這苦勞不只沒意義，還可能不公不義。討厭當兵的出發點並非好逸惡勞，也不是怕死或不愛台灣，而是為了拒絕不公義。 軍方如果對症下藥，就應該強化內部管理。沒想到，軍方拿出來的解方是停止徵兵，2018年起改推全募兵。 如果看國際趨勢，全募兵好像是潮流。法國在1996，波蘭在2008，德國在2011，都陸續改全募兵。倡議者主張，現代軍事已經越來越複雜，軍事訓練需要投入越來越多時間精力。若是採用徵兵制，好不容易訓練成稍微可用，就要放兵員重返民間，新兵又要從頭訓練，非常浪費國家資源。不像志願兵役期長，訓練起來較划算。 台灣卻狀況特殊。首先，中國從沒放棄武力犯台，我們若不願以當兵為義務，要怎麼向對岸與盟友展示防衛決心？ 二來，上文已強調，人民不愛當兵，並非不願保家衛國，而是不信任軍方。無法取得民間信任的軍方，怎可能靠募兵就募到足夠兵員？果然，2017年9月《聯合報》就報導：「全募兵尚未落實，國軍人力已跌破最低防衛需求。」 因此，全募兵反映的，就是軍方的鴕鳥心態，不願面對現實，不想改革。軍方不改革，可能比台獨更能挑起台海緊張。這不是危言聳聽。國防太弱會讓敵國覺得有機可乘而輕啟戰端，這是戰略學的一項真理。 因此軍方此時最該做的，不是全募兵，而是重新打造當兵的尊榮感。至少不要讓人民感覺當兵是在浪費生命。 「當兵會變笨」這話在台灣太常聽見了，我們可能都沒想過，有些國家的軍隊可以是人才搖籃。美國是一例。在美國，軍方給人的印象就是效率、專業主義、應變能力強。《財星》雜誌（Fortune）2010年3月就有封面是年輕持槍美軍，內容是退役軍官如何變成「商界領袖的新面孔」。 不過，軍方扮演經濟引擎的最成功案例絕對是以色列。眾所周知，以色列是創新創業大國。徵兵制對以色列創業文化更是居功厥偉。 首先，以色列沒有「死老百姓」在軍中受欺負的問題。大家都18歲入伍，軍官都是從義務役拔擢，當然就不會區分是否自己人。只有少數高中成績特別優秀，將來準備用醫學、法學、工程專業去效命軍方的，才獲准念完大學再當兵。 兩位美國作者丹恩．席諾與所羅．辛格曾在2009年合寫《新創企業之國》（Start-Up Nation）一書，解釋為何徵兵制在別國都培養不出創業文化，以色列卻獨獨可以。一來，是以色列不講官階大小，將軍給小兵倒水是常有的事。這種扁平組織跟創業團隊最相契。 二來，是以色列人不愛面子，只重視從錯誤中學習，因此沒有爭功諉過的習性。軍中開會，大家經常互相檢討得面紅耳赤，沒人在自我辯護。自我辯護是沒有學習價值的，追根究柢才有。像洪仲丘那種有話直說的個性，在以色列一定如魚得水。 三來，以色列軍方不要求內務，只講一個人要如何當好幾人用。因此當完兵，人人都變得三頭六臂，會修飛機也會修電腦。 這樣的軍方當然不會浪費任何腦力。《新創企業之國》有一章「哈佛、耶魯、普林斯頓」，講的不是菁英大學，而是負責資訊戰的菁英部隊，例如塔爾皮約（Talpiot）、8200單位，只收數理最頂尖的高中畢業生，讓他們既可在軍中接受最先進的資訊教育，還可運用腦力保鄉衛國。 這種單位說是服兵役，其實卻是國家負責把你訓練成高科技頂尖人才。先是40個月的密集上課，由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負責授課與頒贈學位。上完課還要服役6年，加起來總共服役9年，役男役女卻都認為是賺到。 他們退伍後，許多成為企業高管、創業家、天使投資人，定期聚會聯誼，人脈網絡好比哈佛校友會。以色列人從小就嚮往進入這種部隊，就跟美國人從小嚮往進入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一樣。 我們不能指望台灣軍方也可以打造創業人才。但當兵不該變笨應是基本要求。如果哪天，當兵可以變聰明，別說不必全募兵，應該連女生都會爭取當兵了。 {DS_BOX_21009} ...

張愛玲有篇散文＜重訪邊城＞，寫她唯一一次訪台。開頭寫她初抵台北機場，就有個西裝男子上前問她：「你是尼克森夫人？」張愛玲以為尼克森夫人真要飛來，覺得很奇怪，她與這位美國前副總統夫人膚色不同，人種不同，怎會被誤認？搞半天，那位仁兄原來天天都來機場迎接美國大人物，是精神異常。 「我笑了起來，」張愛玲描述她意會過來的反應：「隨即被一陣抑鬱的浪潮淹沒了，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那年是1961，艾森豪總統前一年才來訪，我們還是聯合國的一員，50幾個邦交國，其中不乏日本、法國等重要國家。因此讀到張愛玲這段敘述，我難免驚訝：原來在台灣國際處境還不算孤立的50幾年前，就已經充滿被世界遺忘的焦慮了。 如今，這種焦慮的表達方式已不是接機強迫症，而是媒體常見的「出口轉內銷」報導。本來，外電編譯的工作應是譯介國際新聞：敘利亞內戰、日本憲改等等。曾幾何時，他們的首要工作變成注意台灣又上了哪家外媒：八仙塵爆上了BBC、高雄氣爆上了CNN。即連民眾在颱風過後排隊跟歪腰郵筒合照這種純八卦，閱聽大眾也需要知道它受到多少外媒關注。 如果外媒有提供奇特觀點，閱聽大眾當然就應該知道。但是絕大多數時候，「被外媒當作新聞」本身就是一種新聞，即連八仙塵爆這種壞新聞也強過沒新聞。這是台灣特有的媒體現象，套句對岸用語，就是台灣很「缺乏存在感」。 這種缺乏，也反應在近年特別流行的「台灣之光」標籤。出國比賽獲獎，才是台灣之光。沒出國、沒獲獎則不算。同是侯孝賢佳作，《刺客聶隱娘》是台灣之光，《海上花》則不是，因為《海上花》沒在海外獲獎。 如果獲獎者感謝台灣栽培，我們當然與有榮焉。但獲獎就自動戴上「台灣之光」帽子，卻有強迫沾光之嫌。跟誰分享榮耀，不該是個人的選擇嗎？更糟的是，這四字代表為台灣爭光是一種使命。王建民原本只是個熱愛棒球的男孩，赴美追求自己的夢想。一旦被叫台灣之光，就必須為全台灣打球了。他腿傷復原沒多久，2009年又肩傷，應該就是四個字壓力太大所致。 與「台灣之光」同時流行起來了，還有「大膽走出去」。常聽到的說法，是要年輕人跨出舒適圈。言下之意，就是台灣太舒適。奇怪：明明大家都同意跟別國比起來，台灣有低薪、過勞、房價離譜的問題，怎還覺得台灣是舒適圈？ 其實，已經大膽走出去的台灣人，追求的並非不舒適，而是為了投奔更好前程。近年對岸、新加坡挖走不少高階人才，或澳洲吸引大學畢業生去打工，憑的都不是不舒適，而是較佳的薪資或工作條件。這種現象，我們應該引以為恥才對，有什麼好鼓勵的？ 何況，鼓勵「大膽走出去」還會造成一種不幸副作用。這句話的假設是有出去強過沒出去。這會給國外回來的年輕人一種優越意識，以為喝過洋墨水，想當然爾較有國際觀。 其實，因為資訊科技進步，海外居住經驗已不見得會帶來國際觀了。如今不少留學生上網只看台灣新聞，臉書也只跟台灣互動。許多人住台灣時根本不看偶像劇、政論節目，移民加拿大或新加坡卻變成天天看。這種人哪有因出國而擴大視野？ 其實，出國收穫多寡，最重要因素往往是學習動機。出國若只為一張文憑，收穫就是一張文憑。若只是為了償清學貸，收穫就是學貸償清。賈柏斯19歲的印度行讓他學會直觀，養成迥異於其他科技人的思考方式，前提是他本就是為了心靈追求而去印度。 因此，如果是針對年輕人，重點應該不是要不要出去，而是抱著何種目的出去。年輕人出去了，我們就應該努力營造讓他們想回來的環境。不然，高齡化加少子化，工作人口已在縮減，萬一人口外移，稅基豈不縮小再縮小？ 如果希望年輕人只為增廣見聞，而不是為投奔前程而出去，我們就要想辦法讓產業走出去。瑞典人口不到千萬，音樂產業就非常走得出去。近年美國《告示牌》百大單曲中有三分之一，不是瑞典人作曲就是瑞典人製作。瑞典音樂人卻不必搬去美國住。斯德哥爾摩的錄音室與音樂科技公司可接受英美唱片公司委託，全球最大音樂串流商Spotify也是在斯德哥爾摩創立。 要讓產業走出去，大膽是不夠的。瑞典的音樂實力靠的是一流的音樂教育。台灣的半導體與光學器材可以走出去，靠的也是大學培養出眾多優秀工程師。 跟張愛玲訪台的時候比起來，台灣的外交處境已經更孤立。但也拜經貿實力之賜，台灣的能見度已比當年更好。雖然要美國現任總統訪台已是不可能，但卸任政要、商界鉅子、影歌巨星來訪卻已是稀鬆平常。也許是這個原因，國際機場已沒人隨便問來客：「你是錢尼夫人？」想通這一點，也許我們可以稍微撫平「缺乏存在感」的焦慮。 但是不管焦不焦慮，都不應該再鼓勵年輕人「大膽走出去」。讓更多產業有辦法走出去才是真的。 {DS_BOX_21009} ...

作者顏擇雅提供你不同的觀點思考.........

來台陸生抱怨，常被台灣人問「你們那邊是不是上廁所不關門」，覺得受辱。問這問題不只沒禮貌，也透露出問話者對中國的無知。這種無知的另一徵候，就是只要去一次上海或北京，就馬上自慚形穢，回來改口說：「人家進步那麼快，台灣跟人家比什麼？」 若看整個中國，的確進步飛快，經濟規模無疑即將超越美國，有人預估在2030，有人預估2018。但別忘了，中國人口眾多，GDP雖高居全球第二，人均GDP卻僅是台灣三分之一，還不如巴西、墨西哥。在未來經濟規模超越美國之日，其人均GDP也只會到台灣一半而已。選一個還低度開發的對象自慚形穢，似乎挑錯對象。 不同意的人一定可以舉出許多實例：比台灣先進幾十年的機場、車站，比台灣氣派幾十倍的表演廳、美術館，比台灣蓬勃的網路創業動能。看數字：中國如今人均GDP雖只在全球排名八十幾，卻已是1980年的40倍。再看言論：微博流行以後，市井小民言論空間已放大不少，發文只要不危及黨領導，想批評什麼都可以。 這種人會說：今日中國就等於2、30年前的台灣，台灣榮景無以為繼是因為台灣太小，領導者又搞民粹。但中國幅員那麼大，黨領導又與時俱進，前景當然一片大好。 問題來了：2、30年前「台灣錢淹腳目」，別說大學畢業生不可能自稱「魯蛇」，連高職畢業生亦不可能。但中國今日明明處於高成長階段，年輕工作者卻已自稱「蟻族」了，意即生活品質低，成天只有工作，卻不敢對未來抱任何希望。「屌絲」這種自稱則更難聽也更普遍，意即不奢望有城市戶口，是醫療賤民，下一代則會是教育賤民。 經濟成長尚能保八之際，年輕人就自稱「屌絲」了，將來降成五怎麼辦？ 這就是亮麗的機場、車站背後掩蓋的事實：經濟成長最大功臣明明是廣大勞工，國家卻遲遲不給他們平等的醫療權，也不願給他們下一代平等的教育權，寧願把錢花在面子工程。 中國與台灣的差別，有一項是發展起步時間差距40年。起步時間的差距顯現在科技應用，就是中國常見的「青蛙跳」現象。台灣都是家戶先裝市話，才有個人陽春手機，進而智慧手機。中國卻不少人第一支電話就是智慧手機，上網經驗也是整個跳過電腦，直接就是手機上網。 「青蛙跳」另一例是領先全球的行動支付。在中國，大多數民眾都是從現金支付直接跳到手機支付，整個跳過信用卡。信用卡不普及，則有保護主義因素，因為中國遲遲不對VISA與Mastercard這些外商開放銀行卡清算業務。 另一例是電子商務（淘寶網、京東商城）。實體零售落後，買東西不方便，因此更容易養成網購的習慣。但勞力廉價是另一原因。像「餓了麼」那種隨叫隨到的送餐服務可以快速發展到兩百個城市，只能說在大小城市，都有眾多風雨無阻，騎著機車跟時間賽跑的底層青年。他們工作辛苦，收入卻極微薄，才自稱「蟻族」與「屌絲」。 再來就要講到中台之間另一差距：規模。所有大國都一樣，地區差異一定大，發展不可能等速。因此中國這種一線城市比台灣光鮮亮麗，其他地方卻落後的現象應會持續下去。正因為很多地方都落後，窮鄉出外謀生的青年沒挑選工作的本錢，「餓了麼」APP在兩百個城市才不缺送餐小弟。 其實，台灣看中國若抱平常心，看它落後就可以理解，看它光鮮亮麗也不必自慚形穢。大家各有各的困難，各有各的長處，如此而已。 重點是，彼此制度不同，發展階段不同，中國值得我們效法的地方真的不多。不值得效法，有什麼好自慚形穢的？ 只要搞清楚自己問題在哪裡，就知道哪些國家才是值得我們自慚形穢的對象。如果問題是民主不夠優質，那優質民主的國家可多了，英國、德國都是。 至於產業創新不足的問題，可以效法的對象就更多了，例如瑞典之於流行音樂、荷蘭之於電視製作、以色列之於高科技研發。中國卻起碼還要15年，才會遇到我們已經遇到的經濟瓶頸，真的還不值得我們自慚形穢。 {DS_BOX_21009} ...

雅言出版社發行人顏擇雅認為，《長日將盡》寫一種「近似宗教的工作倫理」，科技大老闆如貝佐斯，喜歡這本書並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