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益

澳洲首相安東尼·艾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日前接受澳洲廣播公司ABC訪問時表示：「我們希望確保人們沒有24小時都在工作，因為他們也沒有24小時都被支薪。老實說這是身心狀態的問題，這麼做是為了讓人們有辦法和工作切割，並和他們的家人與自己的人生產生連結。」 澳洲工會理事長米凱萊·奧尼爾（Michele O'Neil）受訪時表示：「今天對勞工而言是歷史性的一天。澳洲工會一再重申勞工有權在下班後休息。」 工作與生活達到更好的平衡 工會為這條法律喝采。工會曾主張要給勞工更好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根據澳洲研究院調查，去年一整年，澳洲勞工平均有281小時的工作沒有領薪。 然而，頂尖產業機構，澳洲工業團體的反應較為冷淡。澳洲工業團體在聲明中表示：「到頭來，員工和雇主都無法確定他們能否在非上班時間接聽或撥打提供額外輪班工作的電話。」 這項法律在今今年2月頒布，近期對中大型企業已經出現影響。員工人數少於15人的企業從2025年8月起也開始適用這項法律。 法律規定有哪些？ 澳洲勞資關係協調機構「公平工作」（Fair Work）表示：「法庭可能會禁止勞工停止無理拒絕非工作時間聯繫的行為，同樣，法庭也將會禁止雇主無理地要求工人在下班時間回覆訊息。」聯繫原因、工作性質和額外的工作報酬可能會是決定因素。 「公平工作」監察員布斯（Anna Booth）說：「哪些因素構成『不合理』其實很看情況。」假使發生爭議，勞雇雙方被鼓勵在工作中找到解決方案。假使協商失敗，公平工作委員會（Fair Work Commission ，FWC）將會介入調解。 澳洲工會組織表示，公平工作委員會可以命令公司停止與員工聯繫，或採取法律處分。假如公平工作委員會發現員工拒絕回覆的理由不合理，他們也可以要求員工給出回應。 公平工作委員會能夠對員工開罰1萬9千元澳幣（大約1萬2千元美元或1萬1千元歐元），對公司開罰9萬4千元澳幣（約5萬7千元歐元）。 雪梨大學勞工政策研究助理教授萊特（Chris Wright）告訴法新社，研究顯示這項法律對勞工有正面影響。 萊特說：「智慧型手機和其他通訊裝置讓勞工正在經歷『隨時都能被聯繫』的可怕情境。」 萊特補充：「採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人們工作和休息之間的界限，是一件正面的事情。不只對員工，對雇主也是如此。」 ＊本文獲《德國之聲中文網》授權轉載，原文：澳洲勞權法上路 下班離線權促進生活工作平衡 責任編輯：林易萱 ...

於是他不得不承認我對拿下這筆合約所做出的貢獻，然而這樣的結果是因為我站出來為自己爭取權益，而不是選擇就這樣算了...

市價估查嚴謹、合規 兼顧地主權益 由於協議價購應由身為需用土地人的中科管理局，依照市價與地主協議。...

勞動部長洪申翰近日指出，修法可能要面對外籍看護市場供需失衡的失序和混亂，很擔心會衝擊中重症家庭照顧權益...

今年4月，日本的兒童家庭廳正式成立。這是一個直屬於首相的單位，與金融廳、警察廳同等級。它納入母子保健、防止兒虐任務；也接手少子化對策、發放兒童津貼，目標是成為所有兒童政策的指揮總部。 其實，日本少子化的進程比台灣更早，小兒科醫師消失的問題，幾乎跟台灣如出一轍。疫情期間患者驟減、醫師過勞、醫院入不敷出，甚至日本小兒科醫學會還曾對厚生勞動省遞交過《阻止小兒科消滅請願書》。 圖表製作者：吳和懋 圖表製作者：吳和懋 台灣困境，日本先一步經歷新單位確立「兒童優先」、專屬預算 如今兒童家庭廳成立，雖然尚未直接對兒童醫療挹注資源，但至少已確立了「兒童優先」的地位，將有專屬、固定的預算編列，可改善兒童各方面面臨的問題。 仿效日本成立一個專屬於兒童的部會，也是目前台灣兒童醫學界的主流聲音。這會是挽救兒科醫療困境的最佳處方箋嗎？ 「日本的兒童家庭廳，類似國防安全概念，把嬰幼兒視為國家未來資產。預算不用像國防那麼多，但只有常態性的編列，才能解決健保排擠或不足的問題，」台灣兒科醫學會秘書長歐良修表示。 其實一手推動日本兒童家庭廳的關鍵人物——自民黨參議員自見英子，正是一名小兒科醫師。她不禁回憶，「當初如果有跨單位的通報系統，就能多挽回1個受虐兒的生命。」 「求求你原諒我。」2018年，船戶結愛只有5歲，稚嫩的字體，在日記裡寫滿了求饒的話語。她飽受繼父虐待，死前體重只剩下12斤。雖然當初為結愛看診的小兒科醫師通報了當地的兒童諮詢所，但只因她跨區搬家，行政單位無法受理而錯失了救援生機。 3年後，自見英子與同黨參議員山田太郎，號召新生代的議員組成「Children First（兒童優先）讀書會」，他們發起的一份線上問卷，短短兩週，竟然就收到近5萬份的回饋意見。 其中像是「希望減輕大學學費，不然等還完學貸就會錯過懷孕的黃金年齡」、「育兒太辛苦，每天都陷入虐兒的邊緣」、「雖然成為爸媽，卻缺乏育兒知識」、「想工作卻無法工作，讓孩子捲入被霸凌的無限循環」、「希望加強性教育，不要讓孩子再受意外懷孕的罪」。 但這一項項的請願，幾乎都無法由現有部會獨力解決。NHK指出，讀書會提案的「兒童廳」構想，就連一些內閣大臣都不看好，只當作不可能實現的笑話。 因為早從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時代起，光是要整合幼兒園與托兒所，努力近20年都沒有結果。幼兒園歸「文部科學省（相當於教育部、國科會）」，托兒所卻隸屬「厚生勞動省（相當於衛福部、勞動部）」，多年來只是放任業者各霸一方。 不只個人層次上，育兒世代求助無門；國家層次上，日本更是急迫的面對少子、高齡化威脅。 2022年，日本新生兒只剩約77萬人，再創歷史新低，疫情更加速了下滑的趨勢。隨著適齡生育的女性不斷減少、越來越多夫妻延後生子，也越來越多人信仰「一個不嫌少」，日本要提高生育率以增加人口，幾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就連一連生育11子的全球首富馬斯克（Elon Musk）都忍不住貼文吐槽：「日本的出生率若不能超過死亡率，遲早會走向滅亡。」 危機迫在眉睫，終於讓2021年上台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將兒童與育兒政策視為刻不容緩的議題。在相關法令頒布1年之後，兒童家庭廳便光速掛牌上路。 但，相對於文部科學省逾2千位員工、厚生勞動省更雇用近5千人，兒童家庭廳目前僅約4百人，編制相當有限。 且在文部科學省只願合作而反對移交業務、兒童家庭廳主要業務與成員多來自厚生勞動省之下，該廳也有淪為「厚生勞動省二部」的疑慮。 即使兒童家庭廳的成立充滿了妥協，但是它的最主要任務，仍在避免各部會各行其是。 台灣兒童6歲前後不同部門管醫療社政脫鉤、財源拮据成最大難關 台灣面對少子化等兒童議題，同樣有缺乏指揮總部的問題。 馬偕兒童醫院榮譽主治醫師李宏昌認為，「第一步是兒童照護要有專門單位，」才能整合不同部會。例如兒童肥胖問題，若由管轄的教育部與衛福部合作，學校輔導室就能串聯校醫一同負責。 光健檢一項，「現在6歲前是（衛福部）國健署管，六歲後是教育部管，」台灣兒科醫學會監事麥建方觀察，若兒虐一旦發生，更缺乏統一指揮單位，而是醫療歸醫事司，社政歸社會及家庭署分頭處理。 岸田曾承諾，兒童預算將較往年規模翻倍；明年度為兒童家庭廳編列的預算，也已高達近4兆9千億日圓（約合新台幣1兆元）。只是，要如何從已經拮据的財政再擰出水來？這正是眼前最沉重的難題。 尤其去年年底，日本政府已宣布將增加企業稅等稅收，以支付部分增加的國防支出。兒童家庭廳第一任長官渡邊由美子表示，將以社會保險、稅收、與支出改革的組合，籌措出財政資源。 即使拮据，也不得不做，因為日本認知到，照護好1個兒童，就是支撐起1個家庭，更是對抗少子化不可或缺的關鍵。 「其實兒科的一個很大功能是支撐家庭。如果小孩生病，住院一、兩個晚上就能撐過去。不然爸媽怎麼敢生小孩？」台大醫學院小兒科特聘教授黃立民直言。 醫改會執行長林雅惠則認為，確保兒童平安長大，已是國安議題，「少子化，衝擊的不只是醫療、幼保而已，更讓整體育兒的環境風險隨之提高。」 從日本走到一半的路來看，成立專屬部會，是否就是兒童困境的解方，還有待商榷。 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只有口頭上將兒童視為「一個都不能少」的珍貴成員，但實際上，卻連最基本的醫療量能都無法完備，那少子化的國安危機，是怎麼樣也補不起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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