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在豐田（Toyota）GR Garage於台灣首度開幕的活動上，在日本鮮少接受媒體專訪的集團第五代少主豐田大輔...

他接受商周專訪時表示，夥伴關係，就是安麗的四大核心價值觀之一，「公司永遠不會越過（overstep）直銷商...

不管商周專訪或過往訪談，「傾聽」，是她一再出現的關鍵字。...

商周專訪華府知名美台研究智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GTI...

身為一位為身心障礙者積極發聲的運動員、冒險家與演說家，格里登日前來到韓國智異山出席亞洲步道大會，接受alive專訪時表示...

每小時只要二．四九美元（約合新台幣八十二元），就能享用價值兩千萬美元的算力，這是有著「算力界Uber」之稱的Lambda所提供的服務。 {DS_BOX_39280} 今年二月，該公司獲得來自輝達（Nvidia）、方舟投資（ARK Invest）、和碩、緯創等企業共四億八千萬美元的投資，估值已達二十五億美元（約合新台幣八百三十二億元），是雲端算力界的超級獨角獸。 Lambda吸引輝達投資的主要原因在於：他們讓算力像轉開水龍頭就能取得一樣容易。 任何人都能租用算力，助ＡＩ普級化 如果說輝達是存滿AI算力的倉儲，那Lambda就像是便利商店，任何人都能輕易找到、走進去並購買算力，拉近算力與大眾的距離。這不僅能加速實現黃仁勳讓AI普及化的願望，也能幫助輝達分散客戶，避免將資料中心業務全押注在北美四大雲端公司，降低受制於人的風險。 日前和碩也才在領英（LinkedIn）上宣布，已將最新的GB200機櫃搶先出貨給Lambda。可見輝達等公司入股後，對這間公司的挹注。 任何人只要打開Lambda的網站，註冊並輸入信用卡卡號，就可以在十五分鐘內使用算力，整個流程和一般訂閱音樂或遊戲沒有兩樣，隨租隨用。 在Lambda平台上，用戶可以彈性的租賃每小時至幾個月不等的算力，更何況，租用一小時H100的雲端算力只要不到四美元，相較花三十萬美元購買一台H100伺服器划算許多。 Lambda執行長史蒂芬．巴拉本（Stephen Balaban）觀察，「大家都想用輝達最新的產品，但不會自己買，而是來找我們這樣的服務商。」 跟競爭對手CoreWeave會透過審核來挑選客人，並以大企業為主的策略不同，Lambda是為專業的AI開發者而生。無論規模大小，任何人都能租用，因此客戶組成相當多元，從個人研究者、新創、研究機構到大企業都有。 但，這間從臉部辨識軟體起家、成立十三年的新創，為何能卡到AI時代絕佳的戰鬥位置呢？故事的起源，要從巴拉本的某個魔幻時刻說起。 二○一二年，神經網路模型AlexNet論文發布後，掀起一股AI熱潮。軟體工程師出身的巴拉本也受到啟發，開始研究用神經網路來跑程式。 令他驚訝的是，神經網路的學習能力超乎他的想像，「我腦內的燈泡在那個瞬間亮起來，我認為將來會有很多應用建設在神經網路之上。」他開始運用神經網路技術來打造下一代產品。 問題來了，他們當時採用的是亞馬遜雲端平台，每個月帳單高達四萬美元，「這個價錢對Lambda來說是沉重負擔。」巴拉本說。 從開發高成本，察覺租用算力新商機 這個危機，卻成為Lambda的轉機。 巴拉本回憶，當時為了省錢，他與創始團隊成員一同捲起袖子自組八台GPU伺服器，用的是輝達GTX90顯卡、華碩和技嘉的主機板。還將機台放在朋友的公寓裡，解決電力成本過高問題。 就這樣，他們只用六萬美元，擺脫了一年要四十八萬美元的昂貴帳單。 整個過程讓Lambda意識到，一定有人像他們一樣需要這些算力，出租算力或許是門生意。 原先發展中的軟體產品戛然而止，Lambda策略大轉彎，在一七年，以販售GPU工作站切入算力市場，搖身一變成為電腦公司。 巴拉本回憶，前幾個月，鈔票像用印的。開賣後第一個月，公司營業額便達三萬五千美元；第二個月為七萬美元；第三個月又翻倍來到十四萬美元。 他相當興奮，這樣的成績證明一件事：GPU算力市場真實存在。 不過，Lambda的野心不僅是地端，他們真正想做的是雲端生意，「雲端相對更單純，你無須在乎庫存、物流等問題。」巴拉本說。 從黑客松、學術圈切入，打響知名度 為達到這個目的，Lambda一面販售硬體工作站，同步投入數百萬美元，開發雲端算力租賃平台。 有技術，也要找到客戶。Lambda將自己定位成服務AI開發者的公司，但，在AI尚未崛起的一七年，開發者大多是企業內做前瞻研究的人、或純屬個人興趣。如何找到隱身在人群中的這些個體戶，是個難題。 該公司行銷總監湯瑪斯．布迪斯（Thomas Bordes）指出，Lambda想到的辦法是與各大AI黑客松密切接觸，提供算力做為獎品。 同時密切與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AI研究單位合作；或是也開放研究者自行申請，只要通過了審核，就可以獲得最高五千美元的算力。 Lambda從學術的源頭開始，積極融入當時還很封閉的AI社群，讓大家知道做AI不一定要燒錢。這個做法至今已延續七年， 該公司也逐漸打響名號。 「我幾乎認識AI界的所有人，Lambda就是為了他們打造的，這是我們文化上最獨特的地方。」巴拉本說。 再加上，Lambda團隊大多也是AI工程師，更知道開發者要什麼。平台上的其他功能，例如，能幫助開發者釐清開發流程的聊天機器人「Lambda Chat」，就是從開發者視角出發，與其他平台不同。 「和AI開發無關的功能，Lambda不會做。」布迪斯說。 為符合GTC2025的機器人主軸，Lambda也在現場展示工程團隊基於有趣所開發的機器人，希望吸引機器人公司成為客戶。攝影者：Jim Gensheimer 攝影者：Jim Gensheimer AI大浪來襲後，也開始有大型客戶找上Lambda，而原先只租少量算力的新創也開始成長，「曾有客戶開發出應用後，一個月開始會有十萬美元營收，因此回頭找我們租用更多GPU，業務機會就產生了。」布迪斯分享。 這種從鄉村包圍都市的策略，讓Lambda不須和雲端大廠爭搶原先的企業市場，而是享受AI開發者結出的成功果實，比競爭對手更快、更敏捷的搶占新興商機。 AI爆發的時代，一切秩序正在洗牌，當你能深刻得為某一群人解決問題，就將擁有一席之地。 ...

台積電前主管、長江存儲前副總裁薛宗智》「中國做三年，等於台灣15年」很難不心動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我搞不好還是在大陸，反正都被當成叛將，就好好「叛」一下吧，反正我回來，業界也不要我，我在中國是副總（裁），有司機、有秘書、住飯店、出國搭商務艙，很受人尊重，不像回台灣，被人戴著有色眼鏡看。 他從台積部門主管當上長江存儲副總裁「大陸給錢不囉唆」挖走上百人才 二○一六年我離開台積電後，是高啟全（華亞科前董事長）叫我去中國看一下，我本來已經帶著全家移民溫哥華，結果，他叫紫光的HR（人資）聯絡我、報薪水給我，我一看就說「來談一下吧！」 大陸人給錢不跟你囉唆，當時他們就是給我一百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三千三百萬元）年薪，跟我之前在台積電的薪水相比，基本上，就是新台幣換人民幣的概念，去中國做三年，等於在台灣做十五年，why not（為什麼不）？就決定去拚一票！ 我還記得，趙偉國（時任紫光董事長）第一次跟我談的時候說，「薛先生，我們國家準備了八百八十億美元要發展半導體，你覺得夠不夠？」那是二○一六年，當年台積資本支出不到兩百億美元，他們一口氣就準備八百八十億美元。 所以當年華亞科去了一大票人，三、四百個去了長江存儲，另外三、四百個去了合肥長鑫。 那個時間點，我回來台積找人簡直是易如反掌，因為我原本在台積，只是一個部門主管，但是去了紫光，卻做到副總裁，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當年連蔣尚義（台積電前共同營運長）都過去了，欸，你要請得起蔣爸，要拿多少錢請得動他？當年我前前後後，直接、間接挖了一百多個台積電的人過去。 我那時候（挖人）的說法是，「兄弟你幾歲？四十五歲，好，我再給你十五年，等你到了六十歲，你會變成台積的副總嗎？」我們都待過台積電，心裡都知道，最好的職務大概就是處長吧。 「那你告訴我，你認為這段時間可以再賺多少？你為什麼不過去大陸賺個三年，然後結束所有的事情，接下來享受你剩下十二年的人生？」 當年，我跟高啟全在紫光還幹了一場仗，那場仗要是成，中國半導體就不會是現在這個發展。 你還記得，原本紫光要花二百三十億美元購併美光嗎？當時美光的老闆，看到我們一直說，「謝謝！謝謝你來救我！」他們那時候被三星打得很慘，結果中國冒出一個土財主，一口氣要給二百三十億（美元），高興（得）都快死了。 後來我離開紫光，是因為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跟趙偉國翻桌，當時因為一個購併案，我估大概（人民幣）七億，結果老趙匯了（人民幣）十九億出去，這不是第一次了，我就跟他說，「你這樣遲早會被抓去關，我不要被你拖進去，我不幹了！」 第二件事情，是台積電告我競業禁止，其實就是要逼我回來，因為我那時候去大陸，算是從台積電過去到對岸職務最高的，指標性太大。 但，當年蔣爸比我更早去中芯（中國最大晶圓代工廠），台積電有去告蔣爸嗎？沒有啊，因為那個時候雙方已經有默契了，畢竟大陸這個市場太大了。 說穿了，那時候台積電對韓國的敵意，遠遠高於對中國的敵意，當時他們認為，「你去中國可以，但去韓國不行！」因為中國的晶圓代工業跟台灣差距太大，而且在那個年代，包括台積也是很擁抱中國，像華為底下的海思還（曾）是台積前三大客戶，所以我去紫光報到，還有通知台積電。 事過境遷，你現在問我，政府該不該抄陸資？我會建議就大膽的幹，因為台灣不可能中美兩邊都討好，你到底要選美國、還是中國？像我待過中國就知道，中國人只是用你，但永遠不會相信你，他們認為你是台灣人，而台灣有一半的人親美，但美國又會認為，台灣有一半的人親中，我們卡在中間，必須做出選擇。 調查局副局長孫承一》「去陸企工作是自由，但如果有違法我們就抓」 每次，有國外的司法參訪團來台灣，第一個都會問我們地緣政治的議題，第二個就是高科技，他們很關心我們台灣的高科技有沒有可能被大陸拿走？像我接待過美國各州的檢察長，他們跟我們談的，也是台灣如何保護高科技技術，另外像日本也很在意。 當高科技已是國家安全的一環，孫承一說，維護國安，就是調查局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攝影者：楊文財 一旦發生技術竊取，各國都會很願意協助，跟我們啟動執法合作，尤其像美國、日本、韓國，台灣在國際上的友盟非常的多。 政府強力圍堵中資與洩密行為「梁孟松事件如發生在這時死定了」 以現況而言，台積電對於我們國家的重要性，幾乎是全民共識。 台積電的員工，除了在公司工作是一個榮譽之外，他們對台灣經濟貢獻也很重要，台積電所有的員工應該建立一個共識，就是如何確保台積電相關的營業秘密技術，絕對不能夠外流出去。 任何一個台積電的員工，都應該要有牽一髮動全身的那種想法：我雖然是其中的一根頭髮，可是我就是台積電一分子。 就業市場是一個自由的市場，如果有人選擇要去陸企也沒有辦法，只是，我們不允許陸企大剌剌在台灣設立公司來招募人才，那是違法的。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已經告訴你，大陸公司來台灣投資是要經過特許的，不是隨便讓你來就來，裡面也有明訂，在高科技或是半導體領域，陸企是不可以在台灣投資設廠、或招募研發人才。 除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現在我們還可以用《營業秘密法》十三之二條（將營業秘密洩漏到國外）、《國安法》第三條去辦，因為現在（後者）國家核心技術範圍是有公告的，《國安法》第三條的徒刑是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這是重罪，是可以收押的。 所以梁孟松的事情（指梁曾攜台積電技術助三星突破製程瓶頸），如果發生在這個時候，死定了！ 我們的那條線，就是有沒有違法？如果你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營業秘密法》、《國安法》，有違法，我們就抓。 小米案被告律師、前檢察官莊正》「踩紅線界定的難度很高，但現在檢調從嚴看待」 這些年，台灣檢調花了很多人力跟物力，常常一次就是兵分二十幾路，然後十幾、二十幾家公司一起被搜索，弄得風聲鶴唳，很多科技公司都在重新檢視他們跟大陸公司之間的業務合作，是不是會踩到紅線？ 檢調擴大規模偵辦、累積案例讓界線越來越清晰 實務上，台灣公司幫大陸公司代工的時候，往往中間不會很截然劃分一條線，商業有商業的考量，沒辦法時時刻刻有一個很清晰的界線，因此一些ODM（代工設計）或JDM（共同設計）合約，就有掉入紅線的可能性。 檢察官出身的莊正，坦言近年做法律諮詢、委由他打官司的台灣科技公司，比過往來得多。攝影者：駱裕隆 其實，這種業務活動是否違法，非常難界定，但現在，檢調有上面政策的壓力，所以他們會從嚴看待，就變成很多科技業者「中招」，造成很多公司被起訴或搜索，像IC設計公司，最容易產生問題。 以前，界線沒有那麼清楚，但這幾年，因為檢調每年至少兩次的大規模偵辦（違法陸資攬才），會讓這個界線越來越清楚，因為它會累積一定的案例。 企業須時刻檢視「自主性」合作廠商前先觀察股東結構、資金來源 未來，企業要時時檢視自己的「自主性」，有時候，儘管一家公司是用台灣的人才，但是它接受大陸公司的指令、接受對方的資金，就會被認為，這些業務應該是大陸的需求、不是台灣公司的需求，你就是幫大陸公司做事。 台灣企業跟任何廠商合作，一定要先檢視一下對方的股東結構，是不是跟中國公司有關係，如果有關係的話，要再去追查一下，對方背後的資金來源。 只是，原本台灣公司跟大陸公司，是一個互補關係，未來如果這種關係不存在，我們可能被迫採購更高價格的零件，這時候它的利潤可能就會被壓縮，可能也要思考，這樣對企業的發展是不是好事？ 我認為必須區別產業，台灣全球第一的公司很多，像台積電，但，我們也不是每個產業都那麼厲害，台灣企業還是需要其他國家的企業相互合作，而不是一概的說，只要跟大陸企業合作，政府這條紅線就畫下去。 第一線檢察官們告白》「如果基礎被掏空，台灣科技、競爭力無法往上」 早期，我們查緝陸資的時候，真的還滿容易的，因為當時陸資都大刺刺，直接在自己網站上說我是陸資，像台元（科技園區）就是一個聚集地，以前那裡隨便都是陸資，我曾經去那裡搜索一家陸資，對方還說，「樓上那家也是陸資，為什麼要找我？」那時候常常會覺得，怎麼這次搜索跟上次都是在同一棟。 這一群新竹地檢署檢察官，隸屬該署國安營業秘密專組，近年不斷跟在台灣的中企「纏鬥」，試圖撲滅猶如野火燒不盡的中資挖角行動。攝影者：陳宗怡 現在，陸資在台灣，就是一直變形、一直進化，像我們就遇過在搜索現場，直接搜到一本律師教戰手冊，律師就教那個陸資的台灣人頭，「檢察官問你就說：我們就只是提供陸資一項技術服務，不是對方的team（團隊）。」 「陸資在台灣一直變形、進化」搜索現場甚至找到律師教戰手冊 還有一家陸資，因為台灣員工需要勞健保，它沒有辦法提供，所以就找了一個台灣的人力仲介公司合作，再把自己員工轉移到這家台灣公司下面，然後說那家公司只是一家人力派遣公司，跟它沒關係。 後來執行那個案子的時候，我們是連那家人力公司一起列為共犯，因為他們也知道那間大陸公司沒辦法在台灣合法成立公司，所以配合他們一起合作。 其實，我們抄過第一次的陸企，很多都會再重啟第二次、第三次。像合肥聯銳，公司就設在我們地檢署後面，他們三年前被（檢調）抄掉，三年後又重起爐灶，我們問負責人為何再犯？他說：「沒辦法啊，我們的客戶關係不能斷。」 問題還是在於，觸法的代價太低了，他們只要繳個三十萬、拿到緩刑，就繼續重操舊業，連辦公室都不用換，把公司換個名字就好，反正你再抓，我就再繳三十萬，很多律師也知道法律的極限，也會跟他們建議，「就換個殼吧。」 再來，那些違法公司被我們起訴後，公司登記也還在，經濟部不會做註銷，有時候我會覺得，主管機關應該也要配合，不然我們抄了這麼多公司、動用那麼多資源，但行政機關卻連註銷公司登記、或是做行政裁罰都沒有。 再來，我們也觀察到，在陸企工作的人，大多都知道自己公司是陸資，但他們不會去深究有什麼問題、也覺得跳槽沒有什麼，所以就在那裡繼續工作。 許多科技公司的員工，也不太知道自己konw-how（知識技能）的價值，或是跟國安的關係，他們就是單純的工程師，會認為「好，你要檔案，我就給你。」像美光案的被告，他偷了技術，但並沒有換到現金，而是想換一個好升遷的工作，那是價值上百億的技術，如果你知道，怎麼可能只想換到一個工作？ 我們台灣的公司，真的要增加員工的法律意識，公司本身也要有營業秘密政策，你要讓員工知道偷走秘密的後果是什麼，讓他們不要輕易帶走。 我認為，我們查這類案件很有意義，從技術保護的立場來看，如果水平面以上的是專利跟商標，水平面以下就是營業秘密跟人才，如果水面下的基礎被掏空，台灣的科技、產業競爭力就不能一直往上。 這些年查緝，有做到一些嚇阻作用，我有遇過工程師說，他覺得在陸企工作很麻煩，做沒多久，公司就被搜索，又要重新找工作，最近也聽到業界回饋 ，他們說現在的員工比較不像以前，有那麼高意願、對方開出高薪就跳槽去陸企。（本文為綜合五位檢察官的採訪摘要） ...

貼圖事業全球最高負責人，同時也是該產品創始人之一，LY Corporation娛樂事業群總經理渡辺尚誠，接受商周獨家專訪時指出...

初次見到台灣福斯商旅總裁巫詩棻，她穿著一身合身套裝；但下班後換上跑衣和跑鞋，她其實是位業餘越野跑選手。迄今完成近國內外30場賽事，跑過蒙古、智利、冰島、瑞士、義大利等地，更攀登富士山、馬特洪峰、白朗峰，以及多羅米提山。 {DS_BOX_38649} 越野超級馬拉松是女性參賽者較少的運動，得在崎嶇山路、陡坡密林間穿行至少5小時起跳，還得用上跑步、跳躍，甚至攀爬等技巧，對體能極限的巨大挑戰，都足以讓人望而卻步。 對巫詩棻來說，「越野跑」是從沒想過的人生選項。 自小就好動，停不下來的巫詩棻，因為生活背景與家庭，教育她與姊姊獨立自主，凡事先靠自己，為了不讓父母操心，她打小就積極努力，更把跑步當日常休閒娛樂。 她從不覺得跑步是一件可以認真的事，卻在2013年一時興起，報名台北富邦馬拉松，而且一報就是全馬。「我選擇跑步，就因為它非常便利，只要有一雙鞋，穿著衣服就可以跑了。」這是她人生的第一場賽事，就收穫4小時的好成績，讓她意外發現自己挺能跑的。 {DS_BOX_38650} 熱愛大自然的巫詩棻也喜歡登山，或許與小時候父母偶爾會帶她爬山有關。「我發現接觸大自然時可以很放鬆，在山林裡，心靈總會變得平靜。」 把跑步和登山結合，跑進山林，其實源於一場人生低谷。2014年底，婚姻觸礁，為了逃離不愉快的一切，她只想做出改變。離婚後的第一個禮拜她搬家，再一個禮拜，就換了工作，加入台灣福斯商旅擔任行銷處長。但這些都不夠，為了消弭心理的雜音，克服情緒起伏，她需要找到能讓自己很專注的事。 一日，巫詩棻打開網頁，看到超級馬拉松（Ultramarathon）的介紹，一排刷下來，上百個地名都是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她點開唯一認識的地名——蒙古，看到廣闊的荒野和馬匹，被照片深深吸引，沒多想，就決定報名蒙古曙光暮色越野長跑（MS2S），首次挑戰就是100公里。 她轉了3班飛機，再花3小時搭吉普車進入特勒吉國家公園，初到陌生國家的興奮感，很快就被自己的過度自信沖散，因為她扭傷腳了。 仗著自己體能好，比賽前，她僅在大安森林公園每週練跑20公里，沒有請教練、吃訓練菜單，完全沒想到越野跑的挑戰如此艱鉅。越野跑沿途需要克服不同地形的挑戰，包含台階和陡坡，光是上上下下的爬坡距離就超過5千公尺。一開始只顧著衝速度的她，越跑越累，因為體能下降、穿錯裝備。還為了彌補途中一段迷路時間，著急趕跑，卻在下坡時扭傷腳踝。 這場賽事從凌晨四點開始，因為氣候太冷，她把衣服全穿上身，卻影響行進步伐。「我也挑錯手杖，應該要買越野的輕型手杖。更不用說還有頭燈、水壺都帶錯了。」她逐一盤點失誤。 但最大的敗筆，是出發前她選了一雙人稱輕型好跑的越野鞋，鞋體很薄，果不其然，鞋子跑到一半就被樹枝刮破。下午兩點，當巫詩棻一拐一拐走過3公里抵達最近的休息站，救護員告訴她現在有兩個選擇，一是等3小時後吉普車來接，另一就是騎馬回去。「如果平常訓練夠的話，我相信可以完成這項挑戰，但顯然還有一些技能不足，才會停在62公里。」她語帶遺憾。 這場賽事讓她發現，相較平地馬拉松，越野馬拉松為避免危險，需要讓自己更專注，可以幫助調整複雜的情緒，將不愉快拋諸腦後。有了蒙古超馬經驗，她開始上網找適合自己的裝備和訓練，將訓練量拉升至一週50公里。 隔年，同樣也因為一張照片，讓她報名智利百內國家公園超級越野賽（Patagonia - Torres del Paine）。這次她學乖了，只報名55公里。雖然海拔高度很高，但過程沒有太崎嶇的路面，只花6小時多就完賽。那時候她覺得，原來自己可以跑得不錯，還可以再加一下強度。 熱愛登山的巫詩棻，在義大利賽事後，繼續到多羅米提山鐵索攀岩。來源：巫詩棻提供 參與2019探索後花園EYB賽事。來源：巫詩棻提供 巫詩棻最難忘冰島越野路跑，總共50公里，可是前面10公里全部是雪地，她笑說，「整片軟雪大概到小腿肚這麼高，覺得我好像在跳舞。」來源：巫詩棻提供 被許多超馬好手視為超艱難的冰島賽事（Laugavegur Ultra Marathon），集結北極冰川、冰島火山與草原等多種地貌，還有低溫與驟然強風。來源：巫詩棻提供 需刺激攀岩的劍龍稜也是她的越野跑路徑。來源：巫詩棻提供 對巫詩棻來說，越野跑的挫折不是沒完賽，是來自家人的擔心。有一次比賽場地在苗栗，前一晚先回中部老家。當時寒流來，清晨要出門時，母親竟擋在門口不讓她離開。「她不解我為什麼在不到10度的天氣裡，還要半夜出門參賽，甚至烙下狠話，如果要去，等她老人痴呆了再去。」她知道母親的關心，只是用比較激烈的情緒表達，為此，她每參賽必報備，完賽也報平安。知道女兒的堅持，家人把擔心轉為支持，放手讓她做喜歡的事情。 越野跑很像是一種自虐的行為，因為地形挑戰、路程艱辛，每場比賽過後都會受傷。有很多賽道險峻到可以從頭滑到尾。她還在宜蘭山上被芒草「千刀萬剮」，也曾經掉過數個腳指甲，到現在都沒辦法恢復，但這些傷都是她帶回的勳章，痛並快樂著。時日一久，越跑越喜歡，越跑越投入。 參賽是想知道自己的底線 一如她不斷在事業與個人旅程中挑戰自我，從汽車業界最基層的銷售業務，歷經產品規畫、行銷公關、售後改裝等部門，最後晉升到台灣福斯商旅首位台灣籍女總裁，越野跑讓她更能克服生活與事業上遇到的困難。 她解釋，參賽不是為了追求刺激冒險，而是知道，自己的底線跟能力在哪裡。「我絕對不會說，越野跑是我的舒壓方式，因為每次參加賽事前，我都很緊張、壓力很大，甚至前一晚會失眠。」 台灣福斯商旅行銷處長丁維翰形容，「跟巫詩棻工作是在比意志力。」她不若多數人只是做能力所及的事，總是想挑戰極限，做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所以她自2017年擔任銷售處長，就帶領團隊在激烈的商旅車市場打拚，並於2019年創下台灣福斯商旅的銷售紀錄，在疫情中逆勢將品牌打造為VanLife的代名詞。 丁維翰在一旁笑虧她，連公司員工旅遊去伯朗大道，大家都租電動腳踏車騎，就巫詩棻一人在旁邊跟著大家跑。「我跟她同事十幾年，從沒看過她喊累。」 她坦言，越野跑並不是好玩的娛樂，也不是什麼休閒活動，很多時候跑到一半，會反覆質問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即便跑到下坡，也不會開心，因為下坡完後還是上坡，這些心情起伏都是在跟自己對話，「前進跟後退一樣困難，但我每次都告訴自己，再堅持一下。」 前陣子，福斯商旅為台灣無障礙移動議題，力助腦麻兒小比與其母親陳嘉齡挑戰玉山主峰，為了安全，歷經長達9個月籌備期，還有多次醫療評估，共耗費一天多的時間攀爬，終於克服困難登頂。 「我不是要當最快的人，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能安全的完成越野跑，不帶給別人負擔。我不想讓自己成為一直追逐外在成就的人，希望可以跑到死掉的那一天。」她說。 或許過去一直都是為別人付出，只有在山林，讓她覺得有被溫柔療癒的保護感。越野教會她的，是這些挫折，到最後都會讓我們變得更強壯。「每踏一步，你就少了一步，所以要一直踏出，才會越接近終點。」 ...

金馬、金鐘獎雙料贏家導演徐漢強，在《返校》後5年，再以恐怖喜劇電影《鬼才之道》（以下簡稱《鬼才》）獲得11項金馬獎提名，成為本次最大提名贏家。但他日前卻拋下影壇震撼彈，稱《鬼才》可能是最後一部電影——因為，他要按下長片創作的「暫停鍵」，成為其他電影的預告片剪輯師。 徐漢強，今年43歲，一直是旁人眼中的人生勝利組。大學剛畢業，徐漢強就已經成為金鐘獎最年輕導演，自此闖蕩國際影展、出席影人聚會，許多同期導演都對他投以欣羨目光。 如果真的按下暫停鍵，去成就別人的電影，談何容易？ 外人看他順遂，但細數，從金鐘問鼎金馬、從短片跨入長片創作，相隔了至少14年。在這段期間，電影公司倒閉、談好的計畫案中途喊卡，都被他接二連三的遇上了。 過程中，他拍短片和廣告謀生，也讓更多人看見他的創意長才。《天橋上的魔術師》編劇陳虹任和徐漢強待過同一家廣告公司，說，徐漢強反應快、有創意，在當時就是同輩導演裡，點閱率數一數二高的亮眼新星，「很懂得業主和觀眾喜歡的口味是什麼。」 但他對市場的在意，讓他太過求好心切，差點連命都賠上。 《返校》：當自我要求，成為龐大壓力 2017年，徐漢強初挑大樑，就迎接預算高於平均、斥資九千多萬的《返校》。電影都還沒開拍，就已經獲得遊戲迷關注、電影公司看好票房。 但是內心高敏感的他，對旁人的喜怒哀樂，一向很容易察覺，當他拍片規格升高，一下子面對百人片場、感受到非常多人的情緒，卻必須壓抑下來，形塑電影導演的專業形象，這讓他壓力暴增。 「如果有任何抱怨，聽起來都像得了便宜還賣乖，因為有多少人想要這個機會，」徐漢強選擇把所有的苦，都往肚子裡吞，成了精神內耗。 漸漸地，身高167公分的他，開始看到便當就反胃，體重從五十多公斤下滑至三十多公斤。每次會議中途喊停，都是要到廁所吐一下、就連殺青喊卡也還在吐。工作人員都擔心，他會不會因此倒下？ 旁人看徐漢強創作，像自虐。多次入圍金鐘獎的編劇蔡坤霖印象深刻，有次距離《鬼才》開拍只剩一小時，此刻的徐漢強卻還在與他討論劇本，該是演員王淨、還是百白先開口？ 他絕不會得過且過。 金鐘與金馬得主、配樂師盧律銘也印象深刻，徐漢強溝通配樂時，不像其他導演用形容詞，而是使用專業術語，甚至也曾託他製作音樂範本給其他團隊參考，方便更快對焦，減少「溝通過多可能磨損創作者自信」的任何一個可能性。 「我以前都會覺得說，那是因為我經驗還不夠，只要我越來越多經驗，我是不是可以不那麼辛苦？」 但當他憑著《返校》更接近夢想時，他卻越來越覺得自己不適合這個產業，甚至陷入重度憂鬱。「當下我只覺得，為什麼這麼空虛？」他自此半年，不再走進電影院。 後來，他好不容易才突破心防去參加一場電影試映會。 《鬼才之道》：看見自己，成為問鼎金馬之作 當時他看見大銀幕裡，忍著惡臭、在公廁地板匍匐前進的女鬼演員，不自覺地紅了眼眶，彷彿看見自己。 「不論是演員還是導演，我們都是拚死拚活的在做喜歡的事情，但當你為了要討好或迎合別人、得到別人肯定，把自己的命都賣出去的時候，你已經不是原本的那個人了，」徐漢強說。 有感而發的他，以女鬼演員為《鬼才》基底。前後花了2年寫劇本。遇見撞牆期時，他還跑到台東長濱，聽聽海浪拍打的聲音，學習關照自己的情緒變化、探詢內心住著的那位「沒有長大的自己」。 當你的內在小孩是座「許願池」 徐漢強回想到，自己從小缺乏自信、渴望得到外界肯定，他開始把自己當許願池，裝進大家的期待。 因為這樣一來，就會變成「很多人喜歡的小孩」。 小學開始，他就觀察同學看他畫漫畫的表情，再用他看到的回應調整故事節奏；當爸媽開始擔心他的中學成績，他會乖乖的到南陽街補習，又向爸媽主動提議學鋼琴、小提琴、程式語言、電腦繪圖，參加大大小小比賽，希望證明自己真如爸媽口中所說，是個特別的孩子。 但當徐漢強問自己，「現在的不如意，你會怪罪你的父母嗎？」他搖搖頭，因為內心深處的他知道——自己，才是對自己最嚴厲的人。解鈴還須繫鈴人，現在的他懂得刻意練習，在情緒出現時，學習與自己的情緒共處。 問起徐漢強，如果回到童年時光，有什麼話想告訴當時的自己？ 他暖暖的笑了：「（電影）同學最後回去見她的小姪女那一幕，她說：『你不用成為特別的孩子』，當我寫出那句話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這必須是電影的結尾⋯⋯或許在我很小的時候，希望有人可以這麼跟我說過。」 「這幾年看他臉書一下關一下開，承受太多眼光和壓力，」他的大學教授、金鐘獎最佳導演得主瞿友寧，非常樂見徐漢強交出《鬼才》這樣的作品，有很好的執行、故事性也有所突破、更露出了輕盈自在。 金馬獎特別貢獻獎得主廖慶松則形容他的學生，「徐漢強每拍一部電影，就像走一次地獄。」特別提醒他：別忘了，要好好休息。 如今，徐漢強已經「實驗」了一年，把收入來源與創作興趣切分為二。他希望，謀生的工具，也可以跳脫大家對他的職涯期待。他擔任起顧問、幫忙導演剪輯預告片，幫助更多他喜愛的電影成功，也幫助自己，從他人的經驗裡，找回創作的初衷與熱情。 「現在是我最Chill（舒適）的時期，」徐漢強摸摸自己的小腹，體重雖然來到人生之巔的六十幾公斤，他要大家不用擔心，而此刻的他也比起5年前拿著金馬獎時，笑得都還燦爛。 {DS_BOX_38602} 核稿編輯：劉佩修責任編輯：陳柏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