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地圖創始團隊揭秘：那天台灣人的抗議聲，讓我意識到這不只是個服務...

在2月初的時候，我們還沒有任何地圖產品；到了6月底，我們已經發布兩款最具變革性、與世界互動和瀏覽世界各地景觀的工具。一夜之間，數百萬人改用Google地圖和Google地球，來找到他們在世界之中的位置。

我太不確定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擔負起伴隨這種大範圍流行而來的責任。對Google品牌不可侵犯的信任──是過去5年中在Google創始人精心維護下逐漸建立起來──現在對約翰的Google地理團隊產生了新的期待。我們的數百萬使用者認為（如果不算要求的話），我們必須保證地圖準確，而衛星圖像使他們更加確信我們提供的地理數據資料的準確性。我們以往確實做到了準確無誤，但我們不是總能如此。

一個悠閒的星期五下午，午飯後，我向德德（編按：團隊成員之ㄧ）詢問已經確定好但我還不知道的週末計畫。德德的座位在約翰的辦公室外面，窗外就是海岸線圓形劇場林蔭大道。正當我們交談時，我聽見窗外有什麼聲音。

「你聽到外面的聲音了嗎？」我問德德。

「可能今天要開音樂會吧。」她說，一邊把椅子轉過來，向窗外望去。當天晚些時候，我們聽到一支樂隊在為晚上的演出做準備，但在那個時間，為演出排練還太早了點。我們往窗外望了望，喧鬧變得更大了。然後，我便看到製造喧鬧聲的人群。

他們是抗議者，一共有幾十，不，有幾百個抗議者。好幾個記者跟著他們。Google的保全人員密切關注著這個不斷壯大的人群。一名手持擴音器的男子正在帶領示威隊伍。天空中，北加州的陽光十分燦爛。「他們在抗議什麼？」我大聲問。

「啊，那個標語上有一個Google地圖的圖標。」德德議論道。

在窗外喧鬧但有序的人群中，有不少人舉著帶有手寫口號的海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Google地圖和Google地球可恥！」、「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就是台灣⋯⋯」抗議者停在41號樓外的人行道上，距離約翰的辦公室大概30 碼（約27公尺）。兩名電視台的記者──分別來自聖荷西和舊金山──已經架好了採訪設備。

約翰還在吃午飯；而我剛才和他以及麥可、布萊恩和丹尼爾一起在查理咖啡廳吃午飯，我先吃完出來。我決定打電話給他。

「怎麼了？」他很快就接起了電話。
「嘿，我只是想告訴你，你的一點鐘抗議到了。」我說，看著窗外聚集的人群。
「什麼？」
「你的抗議，一點鐘抗議。他們來了，就在你辦公室外面。我該告訴他們稍等一下，等你吃完午飯嗎？」外面的呼喊聲越來越響。「你能聽到他們的喊聲嗎？」我把我的手機舉到窗前。

這次邊界爭端是多次爭端中的第一次。示威者認為他們完全獨立於中國。台灣的一些人視台灣為主權國家，而中國大陸則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

當我們發布包括台灣在內的Google地圖時，我們將這片領土標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如此一來，我們實際上在一場國際爭端中選邊站了。台灣駐美國代表處呼籲在美國的台灣人向Google表示抗議，並要求Google更改名稱。

我們完全陷入困境。更改名稱會產生一個新問題：我們可能會激起中國政府的不滿，而Google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已經非常複雜了。

又例如尼加拉瓜和哥斯大黎加之間的領土爭端，它已經上了國際版的頭條。甚至有報導稱，Google地圖差點在中美洲挑起一場戰爭。在韋恩完成的一項數據資料推播中，我們團隊將邊界線畫到了沿聖胡安河的公認地理分界線的南邊。結果，Google似乎無意中把哥斯大黎加幾平方哩的國土送給了尼加拉瓜。

和台灣駐美國代表處一樣，哥斯大黎加外交部部長也向Google提出抗議。幾個月後，在一次數據資料庫更新中，我們更正了這一邊界線。在我們看似幫助尼加拉瓜「吞併」這片土地的那幾個月裡，尼加拉瓜將50名士兵派駐到一個叫「波蒂略島」的小島上，聲稱對其擁有主權，並且有理有據地解釋說，「Google地圖說這是我們的領土」。

我們的錯誤並非完全主觀，我們的邊界數據資料庫裡含有這種地理差異，是有特殊原因的。事實上，這片領土在19世紀曾有爭議，起因是1824年哥斯大黎加的咖啡種植者投票，使得兩個邊境城鎮脫離了尼加拉瓜。人們起草了7個條約，但全都沒有得到兩國的批准。這一邊界爭端最終在1858年通過一項條約解決，但聖胡安河的主權歸屬仍然備受爭議，因為在這條河上可能要修一條可連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運河。

這一邊界引發的爭議如此之大，以至於在1888年，時任美國總統格羅弗．克里夫蘭派了一位測量員作為仲裁人來澄清條約。多年來，聖胡安河是天然向北流的，因而會流進尼加拉瓜，這就使問題更加複雜。為了維持官方的邊界劃分，尼加拉瓜疏濬了原本的河道。我們在這個複雜的背景之上繪製了我們地圖上的邊界線，結果重新點燃長達數百年的邊界爭端。

隨著Google地圖在世界各地的推出，我們繪製了很多邊界線。丹尼爾的團隊很快獲得幾十家不同數據資料提供商的數據，還運用以前Keyhole（編按：作者時任的新創地圖公司，後被Google併購，開啟Google地圖和Google地球兩項服務）時代的一些數據來源。

Google地圖和Google地球正在成為最全面的地圖集，並且擁有這個星球最大的地圖瀏覽量。而這個星球則希望Google保證所有地圖的準確性。

這並不容易。

我們似乎將一個叫多拉特灣的一處船運通道給了荷蘭，這個船運通道正好在荷蘭與德國的分界線上，因而將德國一個重要的海上入境口岸送給了荷蘭，這讓德國港口城市埃姆登（大眾汽車出口的所在地）感到十分憤怒。

我們在一個北愛爾蘭城市到底該叫「倫敦德里」還是叫「德里」的問題上，遭受了來自爭議雙方的抗議。

韓國反對Google地圖將其稱為「東海」的海域標為日本的領海（「日本海」）。

巴勒斯坦人發起了超過26,000人簽名的網路請願，以回應Google對約旦河西岸地區和迦薩地帶的標註。

在克里米亞半島的主權問題上，我們在烏克蘭和俄羅斯都遭到了審查。

在印度，政府起草了一項關於如何繪製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邊界的法律，按照該法，不承認印度對克什米爾地區主權的地圖製作者，將被處以監禁。

總之，一共有30多個國家或地區一直在積極參與邊界爭端，其中一些爭端持續了數百年，且邊界線也重畫了幾十次。

作為Google地圖工作的領導者，約翰負責監督和解決這些問題。他被迫成了這方面的專家：幾十個國際命名和邊界爭端的最終仲裁人。幸運的是，他大學畢業後在國務院工作的那段日子，給了他和公司很多幫助。

約翰和地圖團隊確立了3個地圖繪製標準：經過深入研究、有明確記錄並進行公布。團隊先提出一項建議，醞釀過程中往往要與有領土爭議地區的Google區域經理進行合作，然後約翰就Google的地圖產品如何處理爭議做出最終決定。

對於邊界爭端，這兩種邊界都將用黃色虛線（而不是通常用來表示邊界的實線）畫在地圖上。對於命名上的分歧，我們默認將聯合國決議作為我們的指導方針，有時我們也會把兩個名字都放在地圖上。在Keyhole時代將Keyhole軟體賣給聯合國的安德里亞．魯賓，幫助確定了這一解決方案。

在某些情況下，使用者看到的是不同版本的Google地圖，這取決於使用者在何處造訪Google地圖。（這種做法沒有被廣泛宣傳。）例如，日本的使用者看到的Google地圖上，日本西邊的海域被標註為「日本海」，而韓國的使用者看到的Google地圖上，同一片海域會被標註為「東海」。

在那個陽光明媚的星期五下午，那些台灣抗議者的激憤幫助我開闊了眼界。對我而言，這是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偉大產品的一部分，意識到整個Google地圖和Google地球計畫不僅僅是一種消費者網路服務。

人們喜愛Google和我們的新地圖產品。他們信任Google。他們希望我們把它做準確。不，他們要求我們把它做準確。

書籍簡介

責任編輯：洪婉恬
核稿編輯：陳慶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