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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個NGO工作者,為什麼我卻不支持捐錢給孤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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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 時事分析

身為一個NGO工作者,為什麼我卻不支持捐錢給孤兒院?

身為一個NGO工作者,為什麼我卻不支持捐錢給孤兒院?
撰文者:褚士瑩

最近我在NPOst 公益交流站遇到一個有點棘手的問題,那就是錢到底應不應該捐給育幼院。 答案是:不一定。

全台現行還有123個登記有案的育幼院,但並不代表所有育幼院都一樣。在台灣社會,普遍認為育幼院跟孤兒院沒有區別,英文也都是「orphanage」,但我個人認為本質上有很大的差異。

我個人的意見認為,如果一家育幼院實質經營的是「孤兒院」,那麼他們最需要的是轉型,而不是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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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一個育幼院不是長期性的「孤兒院」,而是以「返家」做為前期的中途安置機構,那麼有需要的話,捐款是應當的。

但我還是要強調,除非極少數的例外情形,機構式的孤兒安養早就已經過時了!

觀察世界上集中教養式的機構崛起的時間點,都跟戰後突然造成大量孤兒有關,但如果不是這種大型殺戮的戰後重建社會,根本不應該在和平時期有長期性機構式的孤兒院。

大多數的孤兒,在原本的社區中多多少少都會有親戚,只有當這些親戚無力多餵養一張小嘴時,才會被送到孤兒院,所以我們可以說,真正把孤兒送到育幼院的原因,根本不是因為「父母的死亡」,而是因為「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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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育幼院的存在,像一塊磁鐵,把許多原本可以待在原生家庭的孤兒,招收到機構去集中教養,孤兒院之間彼此競爭,越多孤兒,機構越大,意味著能夠用來募款的「人頭」越多,否則孤兒院就沒有了募款的名目,很多應該隨著戰後重建淡出,甚至結束的計畫,卻因此「欣欣向榮」。

有些機構甚至用孤兒的數目,來決定管理者的薪水,所以為了保住工作,增加收入,孤兒院只好扮演「業務員」的角色到處去「收集」孤兒。

各種研究報告和證據都指向育幼院越大型、就越糟糕。

在我工作十多年的緬甸,最靠近印度,英語程度最高,以基督教為主要信仰的省份「欽邦(Chin State)」,許多NGO組織批評欽邦的教會組織,基本上根本把成立孤兒院變成了牧師的家庭事業,牧師的家人會到偏鄉去「收集」孤兒回來養,於是孤兒變成了變相的募款工具,分散了其他非營利組織的募款,因而造成許多當地非營利領域專業人士的反感。

這並不是說,孤兒院的愛心都不是真誠的,但我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通往地獄的路,往往是善意的石頭鋪成的。家庭式的照護,才是真正符合效益和時代潮流的方法。

這個時代需要的,是提供這個原生家庭需要的金錢補助以及社會福利資源,讓失去親人的孩子能夠繼續留在家庭裡,而不是將這個孩子從原本的家庭、社區中連根拔起,送到遙遠的地方,跟完全陌生的人,在脫離家庭結構的機構裡成長,事實也證明許多這樣的育幼機構出來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很容易產生發展上的問題,這是為什麼,過去十多年來,我在緬甸進行教育計畫以及學齡前兒童發展計畫的主要合作夥伴,無論「聯合國的兒童基金(UNICEF)」或是來自英國的兒童權利保護組織「Save the Children」,都強調傳統機構式的孤兒院迫切需要轉型,反觀台灣,似乎並沒有聽到太多反省和改變的聲音。

我們該做的根本不是贊助孤兒院,而是要努力讓孤兒院從人類社會中消失,變成家庭式的教養!捐給觀念不正確的集中教養式的傳統孤兒院,不要說一個月3、500元新台幣,一個月1元我都嫌多!如果我說的沒說服力的話,那就看看「娜姐」瑪丹娜在馬拉威的Home of Hope育幼院吧!這就是一個快速從集中型的孤兒院,轉型成補助家庭型態發展機構的好例子。

所以請多做一點點功課,看清楚你目前每個月定期定額捐助、認養的孤兒貧童,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究竟是長期性的孤兒設施,還是致力讓孤兒返家、非機構式的「家外安置」的中途安置機構,畢竟踏出做好事的第一步,卻沒有把好事做對,反而造成傷害,並不是我們美好愛心的初衷。

或許,作為有愛心的捐款贊助人,我們應該問自己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比較願意用金錢捐助機構,但是卻不願意成為安置家庭?我衷心期待,包括育幼院在內的集中管理機構,從地球表面消失那天的到來。

褚士瑩

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開始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著手在當地成立一個以哲學思考為主的兒童繪本出版社。

回台灣時,他跟在地的NGO工作者,一起關心客工、新移民、部落、環境、教育、社區營造、農業、自閉症成人、失智症家屬的支持。中文出版品包括「1份工作11種視野」等近5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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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開始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著手在當地成立一個以哲學思考為主的兒童繪本出版社。

回台灣時,他跟在地的NGO工作者,一起關心客工、新移民、部落、環境、教育、社區營造、農業、自閉症成人、失智症家屬的支持。中文出版品包括「1份工作11種視野」等近5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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